應對“信騷擾”法律不能軟

希望廣告法在修訂中能夠充分吸納民意，針對不同的責任主體完善責任體系，大大提升發送垃圾廣告信息的風險，為網絡的凈化盡到廣告法應盡的努力。

國務院法制辦21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修訂草案）》公開征求意見。草案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未經當事人同意或者請求，或者當事人明確表示拒絕的，不得向其固定電話、移動電話或者個人電子郵箱發送廣告。

在這個廣告無處不在的消費時代，我們其實已離不開廣告。我們也常常主動查閱廣告，只為挑選一款適合我們的產品，但廣告并不都討人喜歡。尤其是我們的電話中和郵箱里，充斥著林林總總的廣告——通常來說，這些廣告絕大多數都可歸入垃圾信息。

這是一個信息爆炸但同時也是一個垃圾信息泛濫成災的時代。越來越多的廣告短信、廣告郵件和廣告電話，讓我們倍感困擾，但又無可奈何。大多數人的手機和電腦里都安裝了反垃圾信息的防御軟件，但總有些頑固的垃圾廣告令人防不勝防。根據360互聯網安全中心發布的報告，僅360手機衛士2013年全年就攔截了各類手機垃圾短信共計971億條，較2012年的712億條增長了36.4%。這些垃圾短信的“主力軍”正是廣告——其中僅房產類廣告就占比48%，接近一半。將這些不請自來的廣告短信以及廣告郵件等視為“信騷擾”，實是恰如其分。

享受網絡等現代通訊技術的便捷，是否就一定要忍受“信騷擾”？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至少在上世紀末，反垃圾廣告信息的立法努力就開始了。廣告法的修改只是這一努力的延續。基于網絡傳播的特點，對垃圾廣告信息的法律規制存在諸多難題。單憑一兩個單項法規或增補幾個條文，還遠未能完成對層出不窮的“信騷擾”的圍堵。廣告法修訂增補相關內容，實是民意所在。現在的問題在于，如何確保新規的科學性與可操作性，使之在反“信騷擾”的法律應對中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立法當然不能僅僅明示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對他人進行“信騷擾”。更關鍵的法條增補，恐怕還在于違反此規定的法律責任。責任不至，“信騷擾”就不會停止。日本在2004年通過的反垃圾郵件法中也采取了“除外（opt－out）原則”，違反這項法律的公司最高可罰款256萬美元，個人則最高可判處兩年有期徒刑。在美國，向手機用戶發布消息同樣必須得到用戶明確的許可，違反者將會受到最高600萬美元的罰款和1年的監禁，且公眾有權自由選擇手機服務商或發送商作為起訴的對象。

中國的電信運營商相對集中，本來更好管理。但由于法律責任的軟弱無力，一些電信運營商不但放棄自己在防御和遏制“信騷擾”上的平臺責任，甚至還主動淪為不良廣告商的幫兇。希望廣告法在修訂中能夠充分吸納民意，針對不同的責任主體完善責任體系，大大提升發送垃圾廣告信息的風險，為網絡的凈化盡到廣告法應盡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