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要為年俗留下空間

立法者和執(zhí)法者應該有更大的文化關懷，通過具體的技術手段，既維護現代社會中人們的法定權利，又為傳統文化留下生長空間，使之成為促進民族認同和強化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節(jié)點。

春節(jié)來臨，煙花爆竹的話題重新被撿起，是禁是放，各有說辭。在近日陸續(xù)召開的各地兩會上，一些地方的人大代表建議，應該以立法的方式禁止中心城區(qū)燃放煙花，以緩解日益嚴峻的空氣污染。還有人建議，至少應該嚴格行政審批，對煙花爆竹的運輸、燃放等行為進行控制。

事實上，近些年來，這一話題幾乎每年都會引發(fā)激烈爭議。從立法和執(zhí)法的角度對燃放行為進行規(guī)范，固然是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的體現，同時也要看到，對于“爆竹聲中辭舊歲”的傳統風俗，還需要通過文化創(chuàng)新的方式來改造，以適應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正如孟德斯鳩所說：“要改變風俗和習慣，不應當用法律，否則便是粗暴。”

傳統農業(yè)社會，燃放煙花爆竹寄托了人們“辟邪”、行好運的心愿，也給孩子們添了樂子，給大人帶來了喜氣兒。但在現代高密度生活的大都市，情況顯然不同：一方面，人們已經不堪喧囂，他們更希望已經渾濁的城市空氣能夠清爽一些，繁忙工作之后的假日能夠安靜一些；而另一方面，物質生活的逐漸豐裕，使人們對“年味兒”有了更高的文化期待，甚至賦予其文明傳承與傳統復興的意義。“過年”成了現代生活中的文化鄉(xiāng)愁，是個體的情結，是民族的時序密碼。一串小小的爆竹，是禁是放，也因而承載了傳統與現代、文化與文明的價值評判，變得沉甸甸起來。

在“春節(jié)”的文化轉型中，能不能找到一種方式，讓大家各得其所？讓這一傳統節(jié)日既有持敬守靜的“敬”，紅紅火火的“喜”，家人友人的“親”，又不至于太“俗”太“鬧”，貪“吃”愛“禮”，偶爾還有一個“賭”字？更為關鍵的是，傳統的春節(jié)習俗，過于重視血親小圈子，而相對不夠重視開放的公共領域生活；固然不乏愛心，卻也仍然有待培育公益心。能否在重建春節(jié)習俗的過程中，同時加強文化認同和公共意識？比如，在一些國家民俗中，通過特定的儀式和形式，體現出社區(qū)和團體的存在，通過不限于家庭親人的群體活動，構建出豐富的公共生活領域，在更大的程度上培養(yǎng)對社會、國家、民族的歸屬、認同與公益心。

因此，立法者和執(zhí)法者應該有更大的文化關懷，通過具體的技術手段，既維護現代社會中人們的法定權利，又為傳統文化留下生長的空間，使之成為促進民族認同和強化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節(jié)點。比如，能否通過科技手段，降低煙花爆竹的污染、噪音和火災隱患？舞獅舞龍扭秧歌，是否通過居民自治和民主協商的方式選擇時間和地點，既保留年味又培養(yǎng)自治意識？社會組織能否行動起來，舉辦一些體現組織性、開放性和集體性的節(jié)慶活動？等等。

自省促進文化創(chuàng)新。這些看似小事，卻有助于形成開放的公共生活領域，幫助國家將社會“編織”起來，有助于在復雜、分化的轉型社會中增強歸屬、凝聚共識、增加認同，更好地在繼承中發(fā)展，在傳承中創(chuàng)新，從而體現傳統民俗“正風俗、飭人心”之教化正俗的美意。因此，盡管我們的民俗已經有著極為充實的形態(tài)，但完全還可以運用法治的手段和法治的方式，進行更豐富美好的文化創(chuàng)新，從而成為中國夢清雅卻豐富的底色。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