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車軟件”莫成“拒載硬件”

記者近日在北京街頭采訪調查發現，受兩大打車軟件的刺激，馬路上掛著“暫停牌”的空出租車越來越多，或是奔赴“搶單”后約定的接客地點，或是停在路邊等著“搶單”，對于身邊的招手攔車則熟視無睹。（1月23日《北京青年報》）

“打車軟件”已化為“拒載硬件”，堪嘆。從各地實施情況來看，雖然滿足了少數乘客的“特殊需求”，卻增加了市民出行成本，加重了路邊打車難，并成為行業監管“灰色地帶”。當“打車軟件”背離了化解打車難的初衷，反而成為助推打車難的一種“工具”時，其可行性就值得考量了。更何況，各地出臺的《出租車汽車管理條例》中均有明確規定，司機不議價、不拒載。而“訂車軟件”的興起，雖然可給訂車提供方便，卻打了議價、拒載的“擦邊球”。

“打車軟件”的尷尬現狀，值得各方反思。有關管理部門和出租車行業，都忽視了出租車的基本屬性——其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種補充，屬于準公共產品，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也享受政府一定的補貼。既然政府提供了補貼，就表明政府在向出租車企業花錢買服務，出租車也承擔了一定的公共服務職能，就不能一味地以牟利為目的，理應向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可見，出租車司機拿挑客、議價、拒載等低劣手段，去傷害市民，已經背棄了向市民提供公共服務的社會責任，理應受到監督和懲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