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家庭監護干預重在強化政府責任

記者近日獲悉，民政部等正在著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監護干預制度，相關指導性意見擬于今年年內出臺。

在中國現行法上，并不乏剝奪父母監護權的相關條款，但在具體如何執行上卻沒有可操作性的規定。加之手持公共權柄者通常并不愿意介入他人的家庭生活，因此，行政或司法對家庭監護的干預還極為罕見。

也正因為家庭監護干預制度僅有空殼而無實質內容，現實生活中不少監護權履行不到位甚至監護人直接侵犯被監護人合法權益的情況，得不到及時制止和糾正，一些極端個案屢有發生。2012年11月，貴州畢節5名流浪兒童集體慘死于垃圾箱內；2013年6月，南京兩女童餓死家中震驚全國。這些悲劇至今讓人心有余悸。

當然不能將上述慘案都歸咎于監護干預制度的缺失。比如“鄉村空巢”現象，關聯著中國自有文明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大批農民進城務工，導致正常的家庭結構被撕裂。但對這種階段性的監護缺失，是否應啟動行政或司法對家庭監護的干預，仍是值得討論的問題。至少，我們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國家的監護干預標準。若不然，政府將要面對的監護對象，將動輒數以千萬計。再強大的政府，也無力承擔這樣的監護工作。

在操作層面，政府啟動監護干預制度的另一難題在于，剝奪了不稱職父母的監護權之后，誰來代行監護權？綜合《民法通則》、《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中國的未成年人監護制度是以親屬監護為主，組織監護為輔。這里的“組織”，既包括未成年人父母所在的單位、居委會、村委會等，也包括民政部門、學校等等。從法律的實際運作中看，員工對單位的人身依附關系已越來越弱化，單位在理論上就不應、在實踐中也不愿對其員工的未成年子女承擔監護責任。居委會、村委會、學校同樣沒有足夠的人力和物力來支持“監護干預”。

在法律上，對未成年人監護具有兜底責任的，是民政部門。近日也傳出消息，從2013年5月起，民政部就以現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制為基礎，在江蘇、河南、四川等20個地區啟動了未成年人社會保護試點工作，力求建立監測、預防、報告、轉介、處置“五位一體”的聯動反應機制，推動構建以家庭監護干預為核心的新型未成年人社會保護制度。

當然，“五位一體”的聯運反應機制并不只是民政部門一家的事。比如，誰來監測監護人是否存在監護失職甚至已出現不適合繼續擔任監護人的情況？若有民眾以家長監護失職或監護不作為為由進行舉報，受理方能否及時進行調查，并將調查結論公之于眾？也可以說，家庭監護干預制度的完善，其實重點并不在對家庭監護的限制或剝奪，而主要應體現出政府責任的補缺和強化。

如最高法院研究室少年法庭工作辦公室副主任方芳介紹，本次對未成年人監護干預制度的研究，就是希望通過行政與司法相銜接，實現對監護人監護權的轉移。這涉及兩個問題，一是行政職能部門應迅速介入，及時依法處置使之進入司法程序；二是法院應敢于處置，并在實踐對未成年人特殊保護的基礎上，通過裁判慎重地支持監護權的轉移。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對近親屬監護權的剝奪或限制，必須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最大化的。不要一味去指責父母監護不力，而要先對照檢查，行政監護是否已經到位！

王琳（海南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