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反腐如何打“蒼蠅”

新加坡的政府體系之廉潔并非古來有之。在上世紀中期的殖民地政府時期,一度也曾“蒼蠅”橫行。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其回憶錄中說,那時候,中下層的警察、小販稽查員和土地管理員的貪污行徑越來越猖獗,這些在街道上執法的基層公職人員“要么發出傳票,要么在接受了滿意的賄賂后假裝沒看見。”

這種“蒼蠅”亂飛的景象,對一般人的感受和社會風氣自然不會沒有影響,也使得許多人對于新政府打擊貪腐的行動信心不足。社會風氣的轉變是漸進的,新加坡靠的是一方面堅持打“老虎”,強化反腐法律；同時有針對性地細化制度減少基層執法人員的便宜行事權,來使“蒼蠅拍子”更細密。

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政府在1959年上臺,開始雷厲風行地反腐,但到了1971年,貪污調查局又偵破了這么一個案子:250名交警巡邏隊隊員集體收取保護費!在此案中,許多小貨車車主不得不每月“孝敬”交巡警5至10新元,才能免于被騷擾,否則就會不斷地接到傳票。

可見,任何國家要消除“蒼蠅”飛舞的局面,皆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說,打“老虎”,拍“蒼蠅”,比拼的都是耐力。腐敗的擴散性極強,一旦有了空間,就會迅速擴張；而“蒼蠅”亂飛,則說明誘發腐敗的“縫”多。

從策略上來說,打“老虎”容易上頭條,可以逐漸扭轉社會整體觀感,廓清社會氛圍。李光耀曾說,與起初表明決心相比,更難的是“零容忍”的決心和持之以恒的毅力。新加坡從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幾位部長先后涉及貪腐,大約每十年一人,包括60年代的國家發展部長陳家彥、70年代的環境發展部政務部長黃循文,最“有名”的是在1986年因被查而自殺身亡的國家發展部長鄭章遠。新加坡政府對這些案子,一樁一件,依法查處,讓老百姓看得見,看得清。

正是這些持之以恒的努力,逐步改變了新加坡社會對政府廉潔度的觀感,也逐漸樹立起新加坡對貪污“零容忍”的信念:高官涉腐,一樣會被依法治罪。

至于拍“蒼蠅”,更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打“老虎”的過程本身就是對“蒼蠅”的威懾,能夠改變導致蠅蚊孽生的環境。新加坡當時的做法是加強反貪機構的獨立性,修法加強反貪法規的威懾力,讓“蒼蠅”不敢落腳。

而更根本的辦法,則是一邊繼續拍“蒼蠅”,一邊把制度“拍子”織得更細密,這需要修改制度細節,一小塊一小塊減少灰色空間,也需要有針對性地消除一些被“蒼蠅”視為叮一下無關大礙的潛規則,如交巡警收取的好處費。

至于什么時候揮拍子,怎么拍,拍死多少蒼蠅,轟走多少,也需要把力氣用得恰到好處。反腐敗,拼的不僅是肌肉,也是耐力和智慧。此外,公眾的支持也很重要,尤其需要公眾明白,他們自己也可能要放棄蠅頭小利。畢竟,清明的環境符合每一個人的長遠利益,包括現在的短暫得利者,因為他們的后代同樣需要一個宜居的社會。

反腐成效,每個人在自己生活中都能切身體會到。因此,真正觸及你我他身邊的腐敗現象,讓人們有直觀的感受,人們才能更有信心對身邊的腐敗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