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工作變得有意義

2008年上半年我去希臘訪問，當時金融危機尚未爆發，希臘人生活得十分悠閑自在。當地導游講的一件事，讓我至今印象深刻：此前剛有一個中國代表團來訪，負責接待的一位希臘文化參贊感慨地說，希臘人都懂得工作的意義在于享受生活，但中國人似乎只知道工作，“就像我們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成天往山上推石頭，石頭推上去滾了下來，你們又接著推。這樣做有意義嗎？”

我得承認我理解能力膚淺：原來我認為西西弗斯成天往山上推石頭，是在做苦力，天神對他貪欲和欺騙的懲罰是肉體性質的。現在才知道，其實西西弗斯所受的最大懲罰是精神上的痛苦——讓他每天所做的事毫無意義！

傳統經濟學總是認為，勞動者勞動，是為了獲取報酬。也因此，獲得更多報酬，成了勞動者勞動的唯一也是最大意義。為了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管理者只需要在報酬上做文章即可。當代行為經濟學則表明，獲得報酬對于勞動者來說固然是最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目標。勞動者還希望從勞動中獲得其他滿足：比如，對其能力的認可、對其工作所產生的社會價值的肯定，等等。也就是說，勞動對勞動者來說，還有社會意義。

為了驗證這點，經濟學家設計了這樣一組實驗：請兩組喜歡親自動手裝配的機械愛好者，讓他們按要求組裝一種小機器人戰士。給付報酬實行計件工資制：組裝好第一個機器人，工資是2美元；第一個裝好后，會問你是否愿意組裝第二個，組裝好第二個的工資將減少11美分；以此類推，你每組裝好一個，工資就會減少11美分。時間上沒有限制，一直到你不想干為止，這時會根據你一共組裝了多少機器人付給應得報酬。

第一組是“正常狀態下”的實驗。設計者讓參與實驗者把組裝好的機器人調整到他所喜歡的“戰斗姿勢”，然后小心放進盒里收起來。參與實驗者“好像在擔負一項使命，一個接一個不停組裝機器人戰士”。結果，平均每人裝配了10.6個機器人，平均拿到14.40美元回報。當組裝下一個機器人的回報降到原來一半以下時，近70%的參與者還是選擇繼續干，而且每個參與者離開時都非常高興。

實驗設計者專門設計了對比組。在另一組實驗中，參與實驗者組裝好第一個機器人后，設計者當面將其組裝好的機器人進行拆解。面對參與實驗者的迷惑，設計者說，“如果你還愿意繼續組裝下一個，就把這個拆解的重新組裝起來吧。”以此類推，結果，這一組參與者平均每人僅裝配了7.2個機器人，平均拿到11.52美元報酬。當組裝下一個機器人回報降至原來一半以下時，只有21%的參與者還是選擇繼續干，而且每個參與者離開時都一臉沮喪。

上述實驗的結果表明：同樣的報酬條件，“有意義”條件下工作，勞動者積極性高，效率也高；而如果勞動者看不到工作的意義，或干脆抺殺勞動者工作的意義，勞動者積極性隨之降低，效率也將隨之下降。

由此，行為經濟學家充分認同馬克思當年關于分工會產生異化的觀點。馬克思當年認為，現代化大生產使分工越來越細，勞動者被固定在生產線上從事屬于他的那一部分簡單機械重復工作，看不到最終產品，與生產目標相分離，看不到勞動的意義，自然也就無法對勞動產生認同。

基于以上認識，高明的企業管理者，一定不能簡單地把與員工之間的契約看成單純“干活掙工錢”的關系，而應該同時賦予員工工作本身以“意義”。這不僅僅是從員工角度考慮，而是也可以提高企業效率，是一個雙贏選擇。

也是受此啟發，我還想到，國家如果能在實踐層面更多展示“中國夢”與每個公民“我的夢”之間的內在關系，一定能夠更好地團結全體人民，使每個人一方面認識到實現“我的夢”的價值，另一方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更加努力。

盧周來（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