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和平進程憾缺政治強人

沉眠病榻八年，以色列前總理沙龍溘然離世。當此之際環顧中東，已是強人鮮見。

沙龍是一位充滿歷史爭議的人物，他是以色列軍史和政壇上風格鮮明、留下深刻烙印的人，是巴勒斯坦人眼中雙手沾滿鮮血即便去世也不可原諒的人，還是對巴以和談、中東和平進程曾發揮過關鍵作用的人。自從2006年因嚴重中風完全喪失政治權力，沙龍無論從精神上還是政治上都失去了對以色列政治和巴以關系的影響力，他的故去也很難激活巴以和解契機，但這不失為總結沙龍、回顧中東政局的時節。

沙龍一生充滿了戰與和、剛與柔、頑固與靈活、激進與妥協。他的人生跌宕同巴以關系相映相隨。青年時代的沙龍是一個激進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歷次中東戰爭中幾乎都有沙龍的“赫赫戰功”。因軍功而步入政壇核心，特別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的近20年里，沙龍幾經沉浮，都始終是一個極端鷹派人物。1998年之后，年屆古稀的沙龍進入其政治生涯的又一段活躍期。當年10月，時任總理的內塔尼亞胡任命沙龍擔任外長，授命他領導以方談判代表與巴勒斯坦方面就最終和平協議舉行會談。當時巴勒斯坦方面的反應非常激烈，巴方首席談判代表埃雷卡特說：“對沙龍的任命等于向世人宣布，以方將終止最終地位階段的談判，他們選擇了不要和平而是流血的道路。”而在被任命當天，沙龍就表示反對政府的撤軍計劃，進而表明自己反對巴勒斯坦建國的立場，稱準備在任何時候為捍衛這一立場發揮自己的能量。

沙龍的強硬，甚至表現在公然對抗美國的態度上。1998年，在克林頓政府的努力下，巴以簽署了懷伊協議。此后華盛頓敦促以方盡快履行協議，卻遭到沙龍強烈反對，即便在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即將訪問中東之前，沙龍接受美國媒體采訪，依然大聲表態堅不讓步。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被媒體冠以“屠夫”“推土機”“戰爭機器”的沙龍，竟然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更換氣質，強力推行單邊政策，引導巴以關系破局向和。根據2003年末開始實施的單邊計劃，以色列將單方面從1967年中東戰爭中占領的部分巴勒斯坦土地上撤出，重新部署以國防軍，并重新確定部分猶太人定居點的位置。該計劃的核心是，通過撤出所有位于加沙的定居點和部分約旦河西岸地區的定居點，實現與巴分離。

單邊政策客觀上有助于緩解巴以間的政治敵對，也因此被認為是沙龍從“鷹派”轉向“鴿派”的標志。然而如果在世沙龍，未必接受這一“榮譽”，因為他單邊政策的核心目的是建立一條以色列更容易防守的“安全邊境線”，而他力推和談，并不意味放棄對阿拉伯人極度不信任的政治心態。大約是基于對幾十年戰爭和敵對的總結，沙龍接受了妥協是和解而非對抗的要義，認識到以色列的未來無法抹去巴勒斯坦人的存在。

由此觀之，沙龍至死都是一介強人，而他既激進又精明、既強硬又圓熟的軍事政治生涯，揭示了中東政治的骨感現實：即便強人，未必皆是弊害；啟動中東和平進程，非強人而不能。

若不以為然，不妨再看以下二例：1993年，巴以雙方在奧斯陸經過歷時數月的14次秘密談判，就實現初步和平取得實質性重大突破，最終在加沙和杰里科首先自治等問題上達成原則協議。當年9月，巴解組織和以色列在美國正式簽署《臨時自治安排原則宣言》（即奧斯陸協議）。巴以和解此次重大突破，挪威的撮合固然重要，其后重要的推手，包括已故巴解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前美國總統克林頓，以及以色列政壇又一位強人前總理拉賓。再往遠推至1978年9月，美國、埃及、以色列三方在美國舉行最高級會議，經過12天的激烈談判，埃以雙方簽署了在中東和平進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關于實現中東和平的綱要》和《關于簽訂一項埃及同以色列之間的和平條約的綱要》兩份文件。這一中東和平突破的政治功臣，是美國總統卡特以及兩位中東強人埃及總統薩達特和以色列總理貝京。

再看當下，中東和平之輪深陷泥沼，不久前美國國務卿克里十赴中東，力推和談。如此奔波努力固然可貴而必須，但恐怕少有人因此預期和解曙光即將出現。何也？在積怨累積、互信喪失的頹境之下，涉及中東和平的重要相關方不僅需要時機趨熟、意愿增強，更需要像當年沙龍等人推動和談那樣有權威、有魄力、有謀略的政治推手。

故唯此時節，沙龍之強，才透出某種現實的亮色。

夏文輝（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