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屈辱”討薪之路究竟是誰鋪成的？

1月2日，位于鄭州市京廣路上的鄭州鞋業包裝中心工程建筑工地門口，百余名農民工手拉橫幅，跪在地上討要工資。橫幅上寫著“跪天跪地跪父母，老板我們給你跪下”，看了令人心酸。（《皖江晚報》1月6日）

新年伊始，萬象更新。剛剛過完元旦，鄭州百余農民工打著白橫幅下跪討薪的一幕，讓人心頭平添悲涼。討薪難，竟然難過有尊嚴，這該叫人情以何堪！

曾有人說，“去了區農民工維權中心七八次，不如媒體報上一次。”跑斷腿、門難進、錢難要，維權難度大、維權成本高，這些都讓農民工們倍感寒心，他們會頻頻走上“最屈辱”的討薪之路，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比起信賴相關部門的執法，他們更相信媒體曝光的效應，這很值得我們深思。

其實，為了能向給葛朗臺一樣的債主們討要薪水，“創意討薪”的新聞隨處可見。有媒體曾曝光過河南高院院長親自幫人討薪，“討薪難”顯然已不是法律所能強制執行了。于是乎，更多的農民工要依靠自身的努力“制造新聞”，引起社會的關注。他們認為，只有把“事情鬧大”，才能解決問題。

從2009年至今，有制作“討薪掛歷”的，有送“不作為錦旗”的，有甘當“裸模”討薪的，有假扮財神爺討薪的，有祭拜河神討薪的，有跳《江南Style》討薪的，有開新聞發布會討薪的，甚至有人通過靜坐、絕食、跳樓等極端方式來引起媒體的關注。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還我血汗錢”。這樣的迫不得已背后，所暴露出的實質上是當前農民工的維權困境。他們的維權通道太少，且不甚通暢，維權效率極低。

應該說，農民工考慮解決問題的方式很單純。可盡管他們使出了渾身解數，甚至還以命相搏，他們的討薪行為卻很難收獲成功。客觀地講，農民工討薪難與建筑商、老板們本身資金困難、銀行貸款難等不無關系。但更重要的是，某些不良商人、老板惡意拖欠，并企圖侵吞員工工資。而農民工們往往來自五湖四海，作為弱勢群體的他們，在與不良商人對抗時，缺乏組織力量，缺乏法律知識，甚至缺乏基本的經濟能力。所謂“討薪難”，難就難在這里。

那么，在解決“討薪難”的過程中，法院、勞動、工會、公安、住建等部門就要發揮重要作用。畢竟，政府所應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加強政策的執行力度和部門的聯動力度，是解決“民工討薪難”的重要途徑，否則，“好政策就會成為一紙空文”。

有基于此，筆者認為，要解決農民工“討薪難”，一要建立起維護農民工權益的有效機制，做到以防為主，齊抓共管，構建打防結合的長效治理機制；二要政府加大對行業競爭秩序的監管力度，盡快形成行業清欠的管理流程和責任追究制度，從三角債的第一環解扣入手，清理拖欠；三要勞動保障部門加大政策宣傳力度，利用廣播、報紙等宣傳媒體，對農民工和用人單位廣泛宣傳講解政策，以案說法，為雙方直觀學習政策、了解政策提供參考；四要開展追討工資專項檢查與平常巡查相結合的勞動監察檢查工作。

希望有關部門能盡快為農民工討薪建立多舉措、多渠道、多方位的保障平臺，確保他們不再為“討薪難”而“跪、裸、傷”，甚至絞盡腦汁“制造新聞”，讓他們能按時、體面地領取足額的工資。但愿有一天，葛朗臺般的債主能改頭換面，農民工“討薪難”的現象更不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