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慷慨慈善”背后的制度推力

美國對沖基金創辦人、87歲慈善家威爾森疑因病厭世，從16樓的豪華公寓跳下，結束了生命。威爾森一生節儉成性：堅持和他人共搭出租車，吃飯也與朋友AA……雖然建有近10億美元的對沖基金事業，但捐出超過5億美元給慈善機構。撇開令人唏噓的自殺和膝下無子女的事實，熱衷慈善與厲行節儉的作風，在美國億萬富豪中倒也平常。

股神巴菲特早就宣布，99%的財產會捐給慈善事業；王牌金融家索羅斯也明確表示，會把遺產捐給公益機構或教育機構；號稱世界首富的比爾·蓋茨夫婦，名下的資產超400億美元，迄今為止已捐超過250億美元……資本主義誕生之初，西方就依靠競爭并鼓勵積累私人財富；而在美國的市場框架下，這與慈善為手段的利他主義似乎不容，是美國富翁們天生慷慨嗎？其實，細細“剝繭抽絲”會發現，美國遺產稅起了更大的調節作用，使富翁們不得不捐，不捐不劃算，不如都捐。因此， 美國富豪的“美式慈善”，從根本上講是美國稅收制度的必然選擇而已，制度“固化”了慈善事業，制度“美化”了行善道德。

在美國，遺產稅采取累進制，先課稅再分配，最高稅率55％。如果某富翁2000年留下200多萬可征稅遺產，按當時200萬~250萬美元區段的遺產稅率49%計算，其繼承人須先繳納近百萬的遺產稅，然后才能拿到這筆財產。在這種近乎“打劫式”遺產稅制下，許多富翁或其子女只好咬咬牙將遺產捐出去。

2001年，適逢美國經濟出現衰退跡象，當時小布什試圖減稅刺激經濟，其中就包括遺產稅。對此，120名富翁聯名在《紐約時報》社論版以廣告方式刊登請愿書，要求國會保留遺產稅，其理由是：免稅政策只會使美國超級富翁得利，損害入不敷出的窮人。政府因此損失的億萬稅收，一方面要靠向支付能力更弱的人征稅彌補，另一方面則意味著福利等政府項目的縮減。最后，改革遺產稅的結果是：從2001年到2011年為期10年之內，美國遺產稅只能“微調”。

這樣一段“遺產稅之爭”恰恰說明，作為經濟杠桿的稅收政策其實最終要回歸到制度層面。慈善行為固然是一種個人選擇，但更多有賴于法律或政策，是在經濟大環境不斷互動中鞏固下來的。美國一貫堅持高額遺產稅，不僅是看上去打著道德大旗的“劫富濟貧”，更重要的是作為調節經濟的重要手段。

如今，奉行充分競爭和私人資本的經濟體系，會讓大量財富很容易地聚集在少部分人手中；如果沒有高額遺產稅，與遺產同時累積的還有階級懸殊和財富不均，都會進一步影響市場公平和活力、階級流動性；鞏固中產形成穩定的“橄欖形社會”結構，其實才是稅收調節的最后目的。

陳周 （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