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低端產業是大城市發展的內在要求

我國已明確了以新型城鎮化克服“大城市病”的城市發展思路，其中的一個重點，就是科學制定和完善大城市發展規劃，提升大城市的功能定位和發展層次，對那些吸引大量人員就業、加重城市負荷、妨礙城市格局優化的低端產業，采取限制或禁入措施。

即日起至明年9月，北京將展開對城鄉接合部小歌廳、小餐飲、小網吧、小洗浴、小旅館、小市場等“六小場所”和小化工、小木器、小服裝、小加工、小作坊等“五小企業”的專項整治行動。北京市安監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六小場所”和“五小企業”代表的低端產業將逐步退出北京城鄉接合地區。

低端產業逐步退出城鄉接合部，是北京市限制低端產業工作計劃的一部分。北京市副市長陳剛介紹，北京現在每年新增六七十萬人，一些低端的第三產業、制造業等吸引了大量人員就業，使城市不堪重負。北京市規劃委相關負責人透露，北京正在系統梳理中心城區服務首都、服務全國以及服務市民的城市功能，明確功能疏解和優化的內容，將一些不符合中心城區功能的低端產業逐步向外疏解，目前中心城區部分小商品市場整治和外遷已經啟動。

北京作為首都和特大城市，目前的城市規模、人口數量和環境資源都屬“超載”狀態，交通擁堵、大氣污染等對市民生產生活和城市運行造成很大影響。北京面臨的這些問題，在上海、廣州、天津等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同樣存在，限制低端產業也成為其他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政策選擇。限制小餐飲、小作坊、小廢品收購、小商品批發等低端產業發展，首先是為了控制城市人口過快增長，緩解人口環境資源和城市發展之間的矛盾，但低端產業大多直接涉及城市普通居民特別是進城務工農民的就業問題，限制低端產業在大城市的發展，也意味著限制大量普通居民和農民工在大城市謀生，因此這項工作很容易招致誤解和質疑。

大量事實證明，當城市發展和擴張超過一定規模，住房、交通、生態環境等問題就會越來越難以解決，并可能形成加速惡化的態勢。發達國家的城鎮化進程早于中國幾十年上百年，他們建設和發展大城市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如倫敦、巴黎、紐約等國際化大城市，在規模人口達到700萬—800萬以后，就進入緩慢增長甚至停止增長階段，為城市進一步完善基礎設施、優化管理運行留下足夠空間。近年來，我國多個大城市雖然加快高速公路、軌道交通建設，并實行汽車限購限行，但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問題仍然十分突出，大城市發展必須要有新的戰略選擇。

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推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優化城市空間結構和管理格局，增強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兩次會議明確了以新型城鎮化克服“大城市病”的城市發展思路，其中的一個重點，就是科學制定和完善大城市發展規劃，提升大城市的功能定位和發展層次，發揮市場在城市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對那些吸引大量人員就業、加重城市負荷、妨礙城市格局優化的低端產業，采取限制或禁入措施，推動其轉型升級以符合大城市產業發展需要，或倒逼其遷出轉移至中等城市和中小城鎮。

大城市對低端產業實行限制或禁入，不是對低端產業從業人員的偏見與歧視，而是優化大城市產業結構，改進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小城鎮之間產業布局的內在要求，也是我國大城市發展的內在要求。同樣重要的是，在低端產業從大城市遷出轉移的同時，需要將部分教育、醫療衛生、金融、文化娛樂等公共服務和公共設施從大城市遷移出來，改變大城市公共資源高度集中，中等城市特別是中小城鎮公共資源嚴重匱乏的失衡局面，以擴展中等城市和中小城鎮吸引就業的空間，為容納中低端產業人員就業創造更好的條件。

本報評論員 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