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教消亡見證法治文明共識

廢除勞教見證制度文明進步的力量，折射上下互動共同推動法治中國的共識。

在2013年即將落幕之時，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廢止有關勞動教養法律規定的決定。這一存續半個多世紀的制度從今走向終點。這是我國法治建設不斷推進中的又一重要舉措。

制度的變遷總是與社會的發展相適應，也顯示出與時代的“對位關系”。勞教制度的雛形，是1955年針對不夠判刑的“反革命分子”等進行的特殊“管理方式”。1957年《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被批準，宣告這一制度的誕生；1979年11月公布的《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意味其作為一種維護社會治安的措施被啟用；1982年國務院轉發公安部《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開啟勞教制度普遍化適用階段。可以說，在50多年的時間跨度內，從誕生、運行及至最后的廢止，這一制度都有著它的現實背景和歷史意義。

粗略回顧這段歷程，不難發現，勞教一直都在尋求自身的合理性，以不斷適應社會發展對制度的需求。在功能目的上，從當初的“政治控制”到后來的“治安控制”，再到近年來用于維穩需要，其在實現違法和輕罪行為的矯正上發揮了一定作用，也有利于維護特定時期的治安秩序。

但是，舊制度在尋求合理性的過程中，總會遭遇到一個自身難以突破的極限。當2002年勞動教養適用對象擴大為“十種人”之時，中國的民主法治進程也是輕舟已過萬重山，法治意識的增強和權利意識的覺醒，使得實踐中大量適用的勞教制度受到挑戰。尤其是隨著尊重和保障人權入憲，勞教制度日漸顯現出缺陷。

勞教制度最終走向消亡，是社會進步的結果，提供給我們一個普遍性的啟示則是：與人一樣，國家法治的肌體，也需要經常洗洗澡、治治病。如果說當年“收容遣送辦法”因孫志剛事件而廢止、舊拆遷條例因各種強拆事件而終結，那么此次通過法定途徑廢止勞教制度，則更接近于主動的清理，意味著公民自由權利再一次得到伸張，憲法的權威和尊嚴再一次得到維護。

法治首先乃良法之治。一國的法律體系中，憲法是最高法、根本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保證憲法實施，就是保證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憲法的有效實施，要求其他法律法規與憲法相違背時，能夠得到快速而果斷的制止和追究。對此，我國憲法將“監督憲法的實施”職權賦予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使其有權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從這個角度看，此次全國人大常委會依職權廢止勞教制度，正可感受到憲法實施的脈動。

在法治的長征中，當我們若干年后回望勞教制度的廢止時，或許能夠清晰感受到這一時刻的歷史性意義。廢除勞教清除的不僅僅是違憲的舊規范，清潔的也不僅僅是法律制度的肌體健康；在更大的意義上，它見證了制度文明進步的力量，折射出上下互動共同推動法治中國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