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耐心和智慧贏得中日關系的良性演變

不是向好，而是向壞。昨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顧中韓等國的強烈反對，公開參拜供有戰爭罪犯的靖國神社，這給本就因為釣魚島問題而齷齪層生的中日關系，又制造了新的火點。安倍政權完全無視中韓等曾受日本侵略國家人民的感受，逼迫美國駐日本使館也不得不發表聲明：“美國政府對（安倍）采取加劇與近鄰各國緊張關系的行動感到失望”。

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與日本作為近鄰，要想回到平常的國家間關系狀態，已經有點困難。自去年12月就任首相以來，安倍本人及其政府成員，多次發表不利東亞合作的刺激性言論，在對外政策上也明確以中國為敵，這導致中日首腦已長時間無法會晤，為近幾十年來中日關系所罕見。

中日形成目前的僵局，絕非僅僅因為釣魚島爭端這樣的具體事態所使然，而是整個世界、亞洲及中日兩國的既往格局發生變動的結果。主要的結構性因素，是東亞國際關系中的大國實力消長出現明顯變動。美國的相對衰落、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與此同時中國卻實現高速經濟增長，給各方都帶來了明顯的不適應。

中日來往的傳統橋發生斷裂，其影響也不容忽視。有兩種力量和要素在以往的中日關系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一種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從中國回去的日本人，帶有很深的負罪感，因此對推動中日友好不遺余力，現在這一人群基本故去，代之以沒有歷史感的新一代。另一種是老輩日本人中，即便是右翼團體，很多人都有非常深厚的漢學基礎，對中國文化有情感認同，如今隨戰后日本人紛紛留學美國，這樣的人也逐漸稀少，中日間的共同文化基礎已嚴重削弱。

除此之外，日本在20世紀上半葉形成的軍國主義傳統，直到今天在相當一部分日本人那里仍陰魂不散。日本右翼的政治、軍事大國夢即是其體現。

在這幾種因素共同作用下，日本右翼欲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所形成的東亞政治、安全框架。這一框架的主要特點，是日本借由與美國的同盟關系獲得安全保障，而自己則“一心一意謀發展”。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故往戰爭歷史的淡化、快速的經濟增長，日本脫離固有框架、不甘受人鉗制的意愿開始萌生。近年來美國出人意料出現衰落勢頭，更強化了這種意愿。

日本右翼當前的種種動作，已經不再簡單指向與其他國家的具體事態，而是借由炒作“中國威脅論”、有意惡化與鄰國關系，來為全面修改憲法條款、擺脫戰后體制束縛、實現“第三次開國”鋪路。從一年來的動作看，安倍政府已經鐵了心，不惜與中、韓等國翻臉，也要使日本“變身”。日本重新武裝、將外交問題軍事化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這是危險的，逼迫中國不能不著眼最壞的情況，防范一切可能出現的不測。然而，中國又大可不必隨安倍的步調起舞，在做好充分準備，應付可能的突然之變的同時，又要從長計議，把注意力更多放到不斷養蓄實力、積勢催變，尤其是要努力拉大對日本的軍事、科技和經濟領先優勢。

中國不必尋求壓垮日本，而是要把日本逼上談判桌。在未來的東亞事務中，中國、美國和日本都仍將是重要的參與者，然而，中國在該地區的權重會日益加大，對地區經濟、政治和安全的影響不斷增強，卻是無可回避的事實。日本要逐漸適應這種變化。中國則不妨通過東亞的、環太平洋的種種多邊經濟、政治和安全機制安排，將日本的未來前途和中日關系的向前發展，納入到復雜的國際網絡中予以保障。

中國不能容忍他國對其權益和尊嚴的任何侵犯，也會充分考慮他國的利益與關切。安倍政權當前有意惡化中日關系，實屬不智。中國在防范出現最壞情況的同時，仍有極大的空間，以不同于日本右翼的戰略胸懷，展示推進中日關系良性演變的耐心和智慧。這并非沒有可能。

中國以時間積累時機、贏得中日關系的良性演變，還須培養兩國間更多的共同性。2007年以來中國已成為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兩國之間新生的密切經濟紐帶即是其一。雙方民間往來的愈益繁復同樣是有利資源，常居中國的日本人近年仍在增多，而去日本旅游的最大人群，則來自中韓兩國。中日關系在暗流涌動之下，仍有圓融因素存在。

程亞文（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