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民告官“三難”要消解權力磁場

12月23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開幕，會議首次審議《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行政訴訟法是我國三大訴訟法中最后修訂的，而且它是一部“民告官法”。該法實施23年以來，“民告官”之路走得并不順暢，實踐過程中存在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三大“頑疾”。 最高法某法官曾坦言：“縣法院審不了縣政府”成為普遍現象，基層法院的一審功能幾乎形同虛設（12月23日，《法制晚報》）。

司法是“終極救濟”，是民眾維權的最后一道防線，民眾窮盡辦法都解決不了的問題，才會訴諸法律，才會“告官”。“民告官”官司本應由法院對政府的行政行為做出司法審查。但是，從司法實踐來看，“民告官”官司不僅立案難、審理難，即便法院依法作出判決，也往往執行不了。

從依法行政的角度講，行政機關應該配合法院辦案，維護政府與司法公信力。“縣法院審不了縣政府”，損害了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傷害了司法權威，使依法維權成了奢侈品，導致不少人“信訪不信法”，拿著執行不了的判決書去上訪。

修訂《行政訴訟法》，給政府違法行政戴上緊箍咒，掃清“民告官”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的法律障礙，無疑很有必要。但是，換個角度看，“民告官”的官司立案難、審理難，特別是執行難。除了法律不健全導致了這種“難”之外，更重要的是，不少“民告官”官司背后閃動著權力的魅影。由于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作怪，權力干預法院依法辦案的情況屢見不鮮。

法院雖然具有獨立審判權與執行權，但是在現實制度語境下，法院的人財物配備都有求于地方政府。對于涉及政府的案件，法院不愿立案，不敢秉公審理，即便依法判決了，也不敢強制執行。因此，除了完善《行政訴訟法》以外，關鍵要斬斷非法干預法院辦案的權力黑手，把權力關進法律制度的籠子。

為了打破法院對民告官案件“執行難”的僵局，不少地方都在想辦法，此前不少地方法院還掀起了“反規避執行風暴”。有的地方還對執行難的民告官案件實行“一把手包案制”。河南商丘、駐馬店、信陽等市的市委書記自發承包執行難案件，結果市委書記承包執行難案件，效果立竿見影，河南柘城縣委拖欠當地群眾8年之久的印刷款很快執結。法院數年執行不了的縣委老賴，市委書記一個電話就解決問題。毋庸置疑，市委書記“包案”執行，對于維護原告的合法權益，減輕法院的執行阻力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領導“包案”并非法院執行案件的正常路徑。領導工作千頭萬緒，要做的事情還很多，他們的主要精力肯定不能放在幫法院執行案件上面。領導給下屬“打招呼”、“下命令”，執行幾個有代表性的民告官案件倒還可以。面對那么多難啃的機關老賴骨頭，領導不可能事必躬親，一一包辦。事實上，除了領導親自過問、督促的案子以外，許多民告官案件成了爛尾新聞。何況，領導干預法院辦案本身也不合法。

治病先要探源，權力干擾造成的“民告官”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到底難在何處？從長遠來看，讓法院人財物獨立，預算單列，擺脫政府的束縛，執行民告官案件真正做到鐵面無私，應該是治本之策。讓人欣慰的是，《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已明確：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這一原則性的規定為解決“三難”埋下了伏筆。但是，法院人財物獨立、預算單列，需要一個不短的過程。

在法院人財物尚未獨立的現實語境下，加強權力約束，減少權力對法院辦案的干擾，督促政府遵紀守法、依法行政，也是現實選擇。比如，河北省曾發文嚴查黨員、公務員非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顯示了權力自覺意識，對非法干預法院辦案者具有警示意義。如果執政為民的理念真正深入“官心”，權力運行機制健康，監督問責機制健全并得到認真落實，干擾法院辦案的權力磁場逐步被法律制度的力量消解，“民告官”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的現狀會被逐漸打破，司法公信力也會逐漸得到公眾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