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保障讓愛心接力走得更好更遠

日前，福建省委文明辦、民政廳發布《福建省志愿服務記錄辦法實施細則(試行)》，明確規定，將志愿服務時間像存款一樣儲存記錄起來，達到一定時限后可享受升學、就業、使用公共設施等激勵優惠。（12月19日，《東南快報》）

像福建這樣為志愿服務建立回報機制的做法，已非個例。比如，北京規定志愿者經歷將作為高校錄取時的參考，上海則把“同等條件下優先錄用志愿者”等相關內容寫進地方性法規之中。但是，這些保障制度在社會上引發了廣泛的爭議，可謂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爭議的焦點在于，志愿服務與功利之心的界限何在？適當的回報是否說明了志愿服務是可以有償的？志愿服務能否超越功利性訴求？

筆者認為，是否給志愿服務者以適當的回報，應當放到我國志愿服務發展現狀的大背景下去考量。不可否認，當前，志愿服務的氛圍還沒有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志愿者面臨的窘境也比較普遍。有媒體報道，在一些地方，志愿者的流失率高達40%。究其原因，是社會公眾對志愿服務的認知度不高，對志愿者的服務行為不尊重、不理解，甚至把志愿者看成廉價勞動力。這挫傷了志愿者的積極性和服務熱情。

長期以來，人們形成了一種樸素的判斷標準，那就是，志愿服務就應當像做好事一樣，不留名、不求回報。其實，吸引更多的人參與到志愿服務中來，既需要宣傳、教育、倡導，也需要肯定、激勵、表彰。數據顯示，目前發達國家登記在冊的志愿者占人口總數的40%-50%，而我國的占比則不到10%。仔細探究這些國家發展志愿者組織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政府激勵引導的作用不可或缺。比如，丹麥從法律上規定，從事一定量級志愿服務工作的青年可以免除兵役等。

由此可見，當志愿精神還沒有普遍深入人心，志愿服務還不是絕大多數人的自覺行動，就需要政府來引導、推動一把。因此，現階段給志愿服務者適當“回報”、“優先權”的做法，可以視為一種行政推動、法律推動，這樣的制度保障有利于讓愛心接力走得更好更遠，我們不應曲解政策制定的初衷和發出的善意。

回過頭看，社會上關于志愿服務與功利之心的爭議不絕于耳，其實是從一個側面提出了如何規范和發展志愿服務的問題。贈人玫瑰手留余香，志愿服務的普及，關鍵在于從小培育公眾的志愿服務意識，為志愿服務提供良好的環境和平臺。而在志愿精神成長過程中，則要引導志愿者逐漸超越功利的訴求，轉而獲得精神層面上的回報和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