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產紀錄片的春天來了嗎？

明年，我國將實施更多扶持紀錄片發展的舉措，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不僅將增加每年500萬元的扶持基金，還要求所有34個上星綜合頻道，平均每天必須播出30分鐘以上的國產紀錄片。（《溫州日報》，2013年12月15日）

紀錄片是以真實生活為創作素材，以真人真事為表現對象，并對其進行藝術的加工與展現，以展現真實為本質，并用真實引發人們思考的電影或電視藝術形式。可是，在國內影視行業圈中，紀錄片無疑是一個長期被邊緣化的種類，可視性、話題性、娛樂性遠遠比不上電視劇、新聞節目和綜藝節目，商業性更是難以與電視劇集相提并論。紀錄片已經被人們忽視和淡忘得太久了。

紀錄片不招待見的一個最生動的例子是，中央電視臺著名節目主持人崔永元數年前曾經拍攝了一部32集紀錄片《我的抗戰》，該片耗資1.3億元，花了8年時間，采訪近4000人才拍攝完成。但是，在投入市場時，電視臺開價僅為1500元一集。據說，這還是看在崔永元的面子上，才開出的“人情價”，換作別人，每集最多只能賣到500元。這種品質紀錄片，換來這樣的市場行情，怎么不傷制作者和拍攝者的心？怎能實現紀錄片的良性循環？又怎能讓我國的紀錄片發展壯大？

與紀錄片相反，近幾年，國產電視劇的售價倒是節節攀升，電視劇也越來越長。以76集的《甄嬛傳》和38集的《辣媽正傳》為例，前者出售給單家衛視的價格每集近100萬元，后者更是創下每集500萬元的天價紀錄。與之相比，國產紀錄片的價格長期在每分鐘百元以下的低價徘徊，依然鮮有買家上門。

紀錄片就好比一個未被發現的金礦，亟待藝術掘金。令人欣喜的是，一批精品紀錄片正在改變紀錄片的命運，也在改變紀錄片的商業價值。《故宮》、《舌尖上的中國》、《絲路》、《丹頂鶴》、《園林》等紀錄片，不僅受到了國內觀眾的一致好評和青睞，《故宮》還以26種語言銷售到了126個國家；《舌尖上的中國》不僅銷售到了海外20多個國家和地區，還創下了4萬美元一集的紀錄。看來，紀錄片并非永遠是邊緣化和不受待見的電視產品，也能夠愉悅大眾，獲得不菲的身價。

紀錄片的吸引力、生命力乃至魅力，就在于其真實的記錄。越是真實，就越能體現紀錄片的質量紋理。因此，對紀錄片來說，內容是第一，技術是第二。這為蕓蕓草根提供了當紀錄片制片和導演的機遇。普通人可以利用他的才華、毅力和對生活的熱愛，通過簡陋的攝影器材，成為一位“真正”的紀錄片導演，或為表現鮮為人知的生活狀態，或為展現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態，為觀眾帶來審美的愉悅，引來關注、共鳴和思考。這種“新紀錄片運動”必然能夠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壯大，掀起類似于全民健身、全民抓拍、全民微博和全民微信的“業余影像時代”的狂歡。

2014年，各上星衛視頻道每天須播出30分鐘國產紀錄片，這意味著，即使是保守估計，明年也將有6000消失的國產紀錄片與觀眾見面。在歌唱類等綜藝節目過度渲染的喧囂之后，不少的觀眾已經望“娛”生畏，“聽”歌生畏，迫切需要靜下心來，欣賞流動的生態。喧囂或許無法恒久，靜能生定，定能生慧，安靜的藝術，最能夠產生力量。紀錄片能夠擔當這樣的角色，觀眾的需求，也為紀錄片煥發青春提供了契機。

但是，現在我們說“中國紀錄片的春天已經來了”，恐怕還為時尚早。紀錄片的平臺有了，播出時長有了，但如果各個臺像播出熱播電視劇一樣，對紀錄片也是你播我播大家播，那么，勢必將分散觀眾的注意力，影響片子的收視率。這就要求電視臺要加大投入，積極制作和征集原創性的紀錄片，多在片子的質量上下功夫；多拍攝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好片子。

智利紀錄片導演顧茲曼曾說：“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處于國際化進程中的中國，同樣在經歷著傳統文化的危機。我們迫切需要記錄歷史，記錄中國，記錄時代里跌宕起伏的人文命運。因此，就要求紀錄片導演，將鏡頭和觸角對準社會，對準生活，對準草根，對準情感，對準大眾。如此，便能撬動起中國紀錄片這個冷門的市場。

簡而言之，要迎來國產紀錄片的春天，不僅需要美食片和風光片，更需要融入深層次的文化元素，讓充滿正能量的影像集納成為綜藝節目的有益補充，讓有文化內涵的流動光影成為傳播真善美的安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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