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人身安全，也要信息安全

前些日子在紐約的地鐵站臺等車，一名男子湊近我，亮了一下警徽，小聲說：“我是警察，跟你問個事兒。上周五有人在這兒被推下站臺，你當時有沒有在現(xiàn)場？”我有些吃驚，同時搖搖頭：“沒有。”

這是位便衣警察，手里還捧著一疊紙。我要過來一張，上面寫著：11月22日，有人被推下地鐵，嚴重受傷，現(xiàn)警方正尋找目擊證人……我問他：“這里沒有監(jiān)控攝像頭嗎？”他搖搖頭。

難道紐約的地鐵硬件如此落后？事情并非如此。我住在紐約近郊的一個小鎮(zhèn)，小鎮(zhèn)警長下個月就要退休了，他在鎮(zhèn)管理委員會的會上，希望推動完成其多年愿望——在小鎮(zhèn)主要街道路口安裝監(jiān)控攝像頭，費用總共25萬美元，從居民的稅收中支出。爭論的重點不在錢，而是很多居民擔心因此失去了隱私。紐約地鐵沒裝監(jiān)控攝像頭，也是這個原因。

從安裝一個攝像頭的波折，也許能了解，在美國的“棱鏡計劃”被曝光后，美國人的矛盾與糾結。在地鐵安全、小鎮(zhèn)治安與個人隱私之間，多數(shù)美國人還是會偏重后者。在他們看來，被人推下站臺只是小概率事件，毛賊入室盜竊、開走屋外汽車，這種損失和失去自由的危險相比，算不了什么。但如果涉及恐怖事件，以保衛(wèi)國家安全的名義呢？“9·11”事件以來，從火車站里全副武裝的巡邏士兵，到機場“無微不至”的安檢措施，美國防范恐怖襲擊這根弦隨時緊繃。但是以讓渡隱私權的方式來換取民眾安全、國家安全，這當中的“度”如何把握，尤其是，如何約束好政府公權力不被濫用？

“我能接受安全部門監(jiān)控通信等方面的信息，但反對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公權泛濫、肆意而為。”我的鄰居是位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他做了個假設，像“水門事件”這樣由總統(tǒng)直接授意的監(jiān)聽行為，如果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進行，美國的歷史就要改寫了。美國《赫芬頓郵報》也發(fā)現(xiàn)，48%的受訪者認為，通過監(jiān)聽搜集情報的做法，本身也應受到進一步監(jiān)管。相信許多人都看過電影《真實的謊言》，施瓦辛格監(jiān)視他太太是否有外遇的片段，肯定使觀眾心有余悸。而“棱鏡計劃”所揭示出的一切，讓人們真切地認識到，這些擔心絕非只是想象。

一方面是公眾期待政府嚴格界定安全監(jiān)控的邊界并誠實地遵守規(guī)則，一方面是政府希望不斷擴大自身權限卻又不愿接受監(jiān)督，美國政府在這方面的態(tài)度，并不像它所宣稱的那么公正坦蕩。拉姆斯菲爾德的例子就很典型。當他還是國會新人的時候，曾極力推動信息自由，甚至為此加入民主黨的陣營，批評政府封殺公眾知情權，為民意鼓與呼。后來他做了白宮幕僚長，“屁股決定腦袋”，馬上反過來抵制《信息自由法》的增強修正案；當上國防部長后更是設定諸多“國家安全”特限，對于“9·11”之后的反恐行動和伊拉克戰(zhàn)爭等政府信息，始終擺出強硬的保守姿態(tài)。

“棱鏡計劃”讓美國政府聲名掃地，那些被監(jiān)聽的民眾乃至各國政府更是觸動深刻。隨著網(wǎng)絡時代呼嘯而來，個人要守住隱私是何其之難，無論是為公共安全讓渡自身權利，還是在不知情間遭遇各種有預謀、有組織的偷窺和監(jiān)控。當公民不得不以越來越透明的姿態(tài)生活時，他們對強勢一方的政府部門，自然也會提出越來越高的信息公開要求。否則，誰知道華盛頓那些法力無邊的情報部門，會打著安全的旗號干出什么駭人聽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