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官邸制關鍵在于防范以權謀房

“為高級干部配置官邸，其配偶及子女可以在高級干部任職期間一起居住；一旦該高級干部離開崗位，該高級干部和配偶子女均應及時騰退，由下一任高級干部居住。”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11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對“官邸制”作出如是解釋。（12月11日中新社）

“探索實行官邸制。”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的短短幾個字，如同吸鐵石般牽動中國社會的神經，瞬間成為社會熱點。所謂官邸制，簡單說來就是國家為一定級別的官員提供在任期間居住的住所，官員本人對此沒有產權。

長期以來，不少官員在任期間的住房由當地政府提供，但隨著他在不同地區任職，在各個地區都有住房，出現了一名官員占有多套住房的現象。而且經常出現每新來一任官員，就要搞一個大院的情況，造成資源的嚴重浪費。另外，官員的住房可以在市場上進行買賣，容易出現國有資產流失：官員從國家手中以低價買入房產，當市場價格上漲后再賣出，其收益就成為個人資產。此背景下，《決定》提出探索實行官邸制，有其重要現實意義。

然而，官邸制的實行，是否就真如一些專家所說的“是遏制領導干部以權謀房的根本途徑”呢？筆者以為不容樂觀。必須看到，官邸制的矛頭是指向官員濫用權力以權謀房問題，此語境下“以權謀房”中的“房”，有其局限性，即僅針對當地政府為領導干部提供的“合法住房”，而現實卻是，一個濫用權力的官員不僅可能把國有資產性質的住房占為己有，更有可能牟取其他性質的住房，例如從開發商那獲取低價房、單位自行集資建房、通過貪污受賄自購房產等。

說白了，即便官邸制能有效規避領導干部將“官邸”視為個人資產，仍難以防止其濫用權力從其他途徑、領域牟取多套房子。原山東省副省長黃勝有房產46套，原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67套，原浙江省藥監局局長黃萌有84套，原鐵道部長劉志軍更是涉及房產高達374套。我們不妨假設這些腐敗官員涉及的房產腐敗問題都有一套“官邸”，那么問題則是，除卻官邸，其他那么多“以權謀房”，有當如何解決呢？這個問題顯然不是官邸制所能藥到病除的。說白了，很多以權謀房的官員，不是因為沒有房住，而是總感覺房子太少，欲壑難填。

正因如此，要全面抵制以權謀房，不僅要有官邸制，還有必須制定與之相配套的機制制度，例如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事實上，在官邸制推定多年的美、德、法、日、韓等國家，無一例外不具有較為完善的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不難想象，如果中國沒有相關的配套制度，單兵突進的官邸制恐仍難擺脫官員以權謀房問題。

令人欣慰的是，《決定》提出建立全社會房產、信用等基礎數據統一平臺，推進部門信息共享。應該說，這一改革思路與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不謀而合，也與官邸制相得益彰。當然，預期效果的取得，仍在很大程度上考驗著高層的改革決心、改革力度和改革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