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去利益化”才能消除“花瓶化”

前不久,已屆80高齡的北京林業大學院士沈國舫向校方提出退休申請,校方以“你是我們學校的旗幟”為由拒絕。沈國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自己最羨慕的人是目前“中國唯一獲準退休”的院士秦伯益——今年81歲的秦伯益曾是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他在2005年正式獲準退休。日前,秦伯益在接受央視采訪時坦言,當年選擇退休是因為“不愿再被當花瓶”,不愿再“被利用”。

院士是我國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很多學者窮其一生都希望享有院士身份的榮耀。單從這一點來看,無論是“第一個吃螃蟹”的退休院士秦伯益,還是最近因申請退休遭拒的沈國舫,都十分值得敬佩。這兩位老者意欲放棄院士身份,引出了院士退休機制的問題,也促使人們反思:為何院士會淪為“花瓶”?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利益”二字。在國外,當選院士的學者僅享有院士頭銜,并沒有相應的經濟待遇,也沒有高人一等的學術特權,它僅僅是一種高級別的學術榮譽；但在我國,院士頭銜卻附加了諸多利益——如果一名學者成功當選院士,他本人將獲得院士津貼并享受特殊的醫療和社會福利,更重要的是,他將在申請課題、學術評審等方面擁有伴隨終身的學術特權。

換句話說,當選院士不僅關系到學者個人的榮譽和利益,也與該學者所在機構以及當地政府的榮譽與利益密切相關。在這種扭曲的利益格局中,高校或研究機構擁有院士,就意味著占有了得天獨厚的學術話語權。正因如此,眾多機構乃至政府部門都想盡辦法爭搶院士,院士的遴選與管理機制也由此出現嚴重異化。

異化的具體表現,包括以下四個方面:其一,在院士評審環節,普遍存在“跑要”等公關現象；其二,在新當選院士中,有行政頭銜者占絕大多數,有“權力通吃”的嫌疑；其三,當選院士四處兼職,統計顯示,院士平均兼職達7項之多；其四,院士頻頻涉嫌學術不端,但卻鮮有院士因此被取消院士頭銜。

院士制度的扭曲和變異,不僅會導致院士公信力下降,也會使這一制度難以發揮應有的激勵作用。最近幾年,呼吁改革院士制度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強烈。前不久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將改革院士遴選和管理體制,實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這樣的改革方向順應了時代大勢,如果能夠順利執行,勢必能在一定程度解決院士退休難和退出難的問題。

不過,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院士制度異化的問題,健全退出機制固然會有所幫助,但最關鍵的努力方向其實還在于院士制度“去利益化”。一方面,如果當選院士只有榮譽而沒有學術特權,將會給那些熱心科研的學者解除枷鎖,有助于他們心無旁騖地研究學問；另一方面,在剝離附加于院士制度的利益之后,中科院、工程院將回歸為學術共同體,院士遴選和管理才能真正按學術規則進行。

有一點必須注意的是,如果不能切實推進院士“去利益化”,實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恐怕也會很難。其緣由并不復雜——在具體利益的糾纏中,有些院士恐怕不會愿意退休或退出,而是希望一直用院士身份謀利；有些則是與院士相關的既得利益團體不讓他們退休或退出,而是希望他們能夠一直扮演“花瓶”角色。

院士“去利益化”,將是改革成敗的關鍵。如何推進院士“去利益化”?首先應調整院士改革機制,不能由中科院、工程院自身主導改革,重新以學術共同體原則修訂院士章程；其次,應按三中全會的決定,適時取消大學、科研機構等單位的行政級別,取消中科院、工程院的行政級別,以去行政化推進“去利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