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公車“裸奔”，讓公眾“圍觀”

公眾監督公車使用必須公車本身具有可識別性。公車的身份越明顯，信息越豐富，公眾監督的效率就越高，公車越不容易被濫用。

云南省麗江市永勝縣從現在開始到本月底之前，將完成公務用車的標識噴涂工作：一般公務用車在左后輪上方噴涂“永勝縣公務車”，在右后輪上方噴涂“嚴禁公車私用”和監督電話號碼。

日前，中紀委在回復全國人大代表張育彪《關于治理“車輪上的腐敗”的建議》時稱，將探索公務用車統一標識制度，要求條件成熟的地區和部門積極推行公務用車統一標識、GPS定位等制度，接受社會監督。麗江市永勝縣雷厲風行，讓公務用車統一標識的“條件”先“成熟”起來，意義非比尋常。

長期以來，公車購買、使用存在兩大“特色”：一是濫購，二是濫用。級別較高的官員自不待言，離退休之后仍可以享受公車，在基層一些科級干部都擁有自己的“專車”；至于使用，更是無規矩不成方圓，很多公車幾乎成為官員不付費的“私車”，用于私人事務，將公車開到不該去的地方，譬如酒樓、娛樂場、風景區等等。去年國慶長假，有網友竟然在老撾萬象發現了一輛某單位的公務執法車！

公車改革首先要做“減法”，制定更為嚴格的配備標準，將公車配備標準與公車總量降下來。而對存量公車，采取“緊盯”——監督公車使用，防止公車私用。監督公車，無非有兩套系統：體制監督、公眾監督。體制監督，如一些地方開始使用GPS定位系統——在每輛公務車上安裝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和身份識別車載終端，實現對公務用車使用人以及車輛實時軌跡跟蹤、歷史軌跡查詢等，用科技“天眼”盯緊每一輛公車，并適時曝光公車私用情況。實踐證明，此舉效果是顯而易見的、正面的。

若從成本—效益論，公眾監督更符合成本核算。體制內的監督，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其監督效果也容易受到人為左右，公眾監督則不需要這些成本投入，少量的成本可以轉嫁到公眾身上，像“隨手拍”一類的監督。只要體制監督能與公眾監督順利對接，雙管齊下，效果就將是顯著的。如南寧市于今年6月組織媒體對公車違規現象開展重點曝光，并發起“隨手拍”活動，就曝光、處理了一批公車私用的官員。

公眾監督公車使用必須滿足一個前提，那就是公車本身具有可識別性。公車的身份越明顯，信息越豐富，公眾監督的效率就越高，公車越不容易被濫用。如果公車都噴上醒目的標識并有監督電話，誰還敢將它停在大酒樓、娛樂場、風景區外面？因此，欲坐收公眾監督之利，應從公車統一標識開始。許多國家、地區也是這么做的，譬如美國，聯邦政府公車不但使用政府專用車牌，車身都印有“美國政府”或“僅供公務使用”字樣。香港特別行政區亦然，政府車輛車牌一般都是用“AM”作為英文字頭。大街上跑的哪輛是公車，普通香港市民一望便知。

公眾對公車使用進行監督，既是權利所賦，與體制監督形成合力，也可倒逼政府公車改革，將“三公消費”拉下來。應該從這個角度與高度來解讀公眾監督，而不是單純地將其視為公眾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