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給骨癌小偷一個責任性“監獄”

屢抓屢放，屢放屢偷。他28次盜竊，22次被當場抓獲，還多次販毒，卻至今逍遙法外。近日，“神偷”老王在海滄區法院受審。他是一名“老慣偷”，已經年過五旬，卻始終“奮戰”在盜竊第一線。他頻頻被抓，卻總是因為身患重病獲得監外執行。（11月3日《海峽導報》）

對付這樣的“破罐破摔”的“累犯”，確實是一個令人頭痛的事。按照法律的規定，重癥患者可以保釋就醫，進行監外執行。不過，如果對其仗著身患癌癥不思己過，反倒變本加厲的這種狀況，不能進行有效地改變，其造成的后果就顯然不可小視。

“累犯”的危害主要在于，首先，如果他們不能受到限制和處罰，繼續違法犯罪，就相當縱容其行為，等同于將明知有害的隱患推向社會，無法保障普通市民的安全和權益，也就無法擺脫“免受傷害的恐懼”。其次，只判決不處罰，對“累犯”來說，無疑于沒判刑。這必然會損及司法的權威和公信；最后，對這類行為的懲處，無疑將形成一定的示范效應，鼓勵類似者紛紛效仿。那么，“依病而作奸犯科”的現象就再得不到遏制了。

現實中，這種現象并不在少數，很多違法犯罪分子也充分利用了司法“人性化”而變本加厲。比如，之前杭州警方破獲的，最大規模的孕婦小偷團伙，她們就是利用懷孕作為逃避處罰的手段，而瘋狂作案的；一些吸毒者或艾滋病患者，也因為自己的特殊情況而無所顧忌。

所以，即便是監外執行，犯人也應受到一定的制約。除了被執行者定期向有關部門進行匯報外，社區等機構也承擔著必要的管教和約束職責。而對于像骨癌小偷的這種已經不具備監外執行的群體，如果再以“人性化”為其放行，如此矯枉過正也屬于一種失職。而如何從根本上處理病犯、毒犯，避免其“以病犯罪”，也應當納入公共政策的決策之中。

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讓骨癌小偷作案，案件累計達到28次之多，這不是對“人性化執行”的褒獎，而是對司法責任走偏的諷喻。我們不妨給骨癌小偷建一個責任性“監獄”，那是遠比技術性處理更重要的現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