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官員到企業兼職、任職的未竟之問

盡管此前中央對黨政官員在企業兼職、任職也曾三令五申地予以限制，卻一直效果不彰甚至越限越多，政商雙方“互通有無”的強烈沖動，是最根本的原因。此次的《意見》比以往的歷次規定都更為嚴格和嚴厲，但能否真正遏制政商之間的互通款曲，還有待長期的觀察。

日前，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組織部發出通知，印發《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現職或離、退職黨政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事項，作出了詳盡的限制性規定。（見《北京青年報》10月31日A6版）

政商之間，從來存在著錯綜復雜的關系，無論是理論上或是實踐中，也從來不存在與權力徹底切割的“純粹”的自由市場。因此，盡管“旋轉門現象”在世界各國普遍存在，但為了盡可能地維系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也為了盡可能地防范企業借助利益輸送的方式侵蝕官場，世界各國對這扇“旋轉門”的約束和限制，也都有相對成熟的制度和實踐。

對于中國而言，這種限制更是格外必要，但也面臨更大的困難。

首先，“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對中國官員有更多的道德要求和行為約束，其中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就是必須遠離經濟利益的誘惑。即如李克強總理所言：“既然擔任了公職，為公眾服務，就要斷掉發財的念想。”而不能像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官員那樣，在政商兩界自由進出，為官、發財交替而行。

但在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導致行政權力對經濟行為的影響遠遠大過世界其他主要國家，進而導致官員手中可以支配的經濟資源極其巨大，也必然為商界所覬覦。而拉攏掌握行政權力的現職或離、退職官員進入企業，幾乎是接近這些資源的最便捷途徑。這樣的途徑一旦打通，企業自然獲得競爭優勢，卻打破了平等競爭的市場均衡。

事實上，盡管此前中央對黨政官員在企業兼職、任職也曾三令五申地予以限制，卻一直效果不彰甚至越限越多，政商雙方“互通有無”的強烈沖動，是最根本的原因。

此次的《意見》比以往的歷次規定都更為嚴格和嚴厲，但能否真正遏制政商之間的互通款曲，還有待長期的觀察。

當下尚不明晰的是，《意見》所稱的“企業”之中，是否包括國企？目前中國的民企及以民間資本為主的上市公司，大多只能延攬離、退職官員進入公司任職，或聘任現職官員出任顧問、董事等閑職。而真正的“旋轉門現象”，幾乎僅存在于國企高管與黨政干部之間。不少大型國企的主要負責人出自黨政干部，而經營有成的國企高管轉任行政高官，也并不少見。

如此，若《意見》所稱的企業包括國企，則這一實行多年的制度，乃至整個國企管理理念和模式，都必須作出相應調整。而如果《意見》所稱的企業不包括國企，黨政干部仍然可以經“批準”而進入國企，則政商之間如何設置有效防火墻仍需進一步考量。

本報評論員　張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