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讓區伯成為孤膽英雄

在廣州，被稱為“全國監督公車私用第一人”的區伯幾乎家喻戶曉。從2005年開始監督公車私用至今，他一直執著于探尋公車私用真相，也時常質疑官方的回應。與此同時，他前后五次因監督公車被打，母親住處被撒冥幣，電話騷擾和恐嚇更如同家常便飯，網絡上甚至出現了“反區伯聯盟”，不斷爆料他騙取低保、有精神病史、曾坐過5年牢、背后有團隊推手。

區伯的故事，經常看新聞的讀者恐怕并不陌生。一個吃低保的、年過五旬的老人，數年如一日，用兩部普通手機，堅持拍攝和監督公車私用，幾年來，其監督曝光的上百輛公車私用事件被查處，相關責任人也受到了懲戒。不過，一路走來，非議與污名化也如影相隨，這讓執著于探尋公車私用真相的區伯更像是一個孤膽英雄。

在眾多網友心目中，區伯近乎偏執的行為卻儼然是公民意識的典范。為了拍攝和監督公車私用，遭受諸多不公待遇與恐嚇也在所不惜。在區伯事件的帶動下，曾出現過影響一時的“隨手解救公車”的監督公車私用浪潮，很多地方的公車私用被網友曝光，民間的監督力量煥發出勃勃生機。但囿于多種原因，這種熱情與行為，并沒有如區伯那樣持之以恒，這也再次讓區伯“堂吉訶德”式的監督舉止變得彌足珍貴與高大。

其實，在區伯成為孤膽英雄的背后，是公車私用的沉疴難以得到有效根治的弊端與問題。正如區伯坦承的那樣，“現在公車越來越不好分辨了，有的車牌看上去和私家車沒什么差別，但我還是能看出來”。對執著于監督公車私用8年的區伯來講，“我還是能看出來”固然可敬，但這也提示著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即公車私用的監督難度也在遞增。換句話說，避免區伯這樣的“一個人在戰斗”的尷尬，關鍵還是要制度給力，公民監督公車私用的行為需要能夠與制度無縫對接。

實現這一點，起碼要有三個前提。其一，公車必須便于監督，“公車越來越不好分辨”無疑是在為監督公車私用設置障礙，能不能像眾多網友建議的那樣，讓公車有明顯的標志，這樣才能使公車私用真正便于監督。其二，對待公車私用，必須加大懲戒力度，弱化懲戒甚至虛置監督，公車私用就不會滅跡。其三，給監督公車私用者必要的支持與保護，避免出現區伯監督公車被打、恐嚇和電話騷擾等問題。

區伯這樣的英雄固然可敬，但未免太孤單了。如果制度依舊逶迤踟躕，區伯的堅持就會愈發讓人感到蒼涼與無奈。畢竟，靠社會上一兩個人的獨自戰斗，終究勢單力薄，無法形成強大的監督和倒逼力量，公車私用的疾患依然會抱恙與難治。

鄧為（河南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