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童保護，不該區分“官”與“民”

最高法等四部門出臺意見，對性侵幼女、校園性侵等行為“從嚴懲治、從嚴執法”：與12周歲以下幼女發生性關系、明知幼女被強迫賣淫仍發生性關系者，均以強奸罪論處；公務人員、教師等性侵幼女的加重處罰。（新華網）

新聞發布后，引起社會各界的輿論聲，特別是對國家工作人員性侵幼女的從重處罰這條意見頗有爭議。盡管司法解釋目的旨在更全面的保護女童的人身權利，從嚴整治，然而司法解釋將“官”與“民”區分開，實屬不妥。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規定，對犯罪主體要求是國家工作人員的犯罪都屬職務犯罪，侵犯的客體主要是財產權，換言之，職務犯罪并非所有人都能構成所構成。性侵犯則不同，對犯罪構成主體并無要求，但在犯罪結果中儼然又將國家工作人員單獨列出，試問，保護女童，為何要將“官”與“民”區分開？

罪刑法定作為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要求“法無明文規定不違法”，但畢竟不是每個人都了解法律解釋方法，所以免不了的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出臺后人們玩起“文字游戲”，各種解釋與理解鋪天蓋地而來。盡管有關部門出面澄清，解釋并非將“官”“民”區分開，而是在對待同種行為上，更嚴厲打擊公務人員，因為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犯法除知法犯法外，同時損害的不僅是個人的形象還包括政府的公信力。然而與此同時云南某一官員強奸4歲幼女案獲刑5年，群眾認為判決太輕有包庇官員的嫌疑，該案的判決似乎又與解釋目的背道而馳從而引起極大民憤。

筆者認為，國家工作人員侵害幼女從重處罰這一解釋略顯多余。第一，性侵害犯罪對主體并無特殊要求，與其他的“身份犯”并不相同，將公務人員犯此罪的處罰結果從重略顯突兀；第二，不管是“官”是“民”,性侵犯幼女的在《刑法》第236條的相關規定已經表示嚴厲處罰，有重復解釋的嫌疑。

需要加這么多前置性條件來做出解釋，只能說明法律條文本身還存在巨大的漏洞，若一部法律的出臺引起的爭議較大，那是否該考慮解釋不合理？其實，司法若能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無需從重。保護幼童權利事關重大，或許司法實踐過程中，少一些事后追究問責，多一些提前預防控制；少一些包庇縱容，多一些公平公正；少一些不管或亂管，多一些正確引導，給予孩子們最大限度的保護，給予“黑手”們最低限度的容忍，才能讓光明照亮性侵幼童的死角，斬斷那只罪惡的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