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幼女的絕對保護要從法律嚴明做起

最高法出臺有關量刑指導意見，是為了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實現量刑均衡，確保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實施。但從云南大關縣法院的司法實踐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基層法官對自由裁量權的濫用，以及法律對未成年人的忽視。于是，一個本應罪加一等的官員，卻得到了比一般犯罪分子更輕的懲罰。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4日發布《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強調嚴懲性侵幼女、校園性侵等行為。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和國家工作人員對未成年人實施性侵害犯罪的，《意見》規定要依法從嚴懲處。

對未成年人特別是幼女進行特殊保護、絕對保護，是世界各國的基本共識。未成年人身心、智力等方面尚未發育成熟，自我防護意識和能力低，易遭受性侵害，且侵害的后果十分嚴重。如何用法律保護未成年人權益，威懾、嚴懲性侵不法分子，并在全社會架起一道不容觸碰的高壓線，是擺在我國公安、司法部門面前的重大問題。

近年來，性侵幼女案頻發，其中的案犯不乏教育工作者和國家工作人員。教師對未成年人負有特殊職責，國家工作人員執掌和行使公權力，都應是守法的模范，是未成年人權益的保護者，但極少數教師和國家工作人員違背基本的道德操守，將魔爪伸向未成年人。這些人的行為損害了教育機構和國家機關的形象，在社會上產生十分惡劣的影響。這類案件相比一般公民的犯罪，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有關負責人曾要求各級法院依法重判此類犯罪分子，但是，由于相關法律法規、司法解釋不夠嚴密，加之缺乏可操作性強的指導性意見作為統一尺度，導致一些犯罪分子沒有被嚴懲。可以說，法律粗疏對幼女保護不力，法律執行不嚴造成對一些犯罪分子打擊不力，這些都是導致性侵幼女案件多發的重要原因。

以最近發生的云南官員強奸幼女案為例，9月24日，云南省大關縣法院對郭玉馳強奸4歲幼女案做出一審判決，竟然只是輕判5年。該案的一審判決經媒體報道后，引起社會高度關注，質疑、追問之聲不斷。在此背景下，案件被中院發回重審。為何一個將4歲幼女強擄至家中強奸的喪心病狂的犯罪分子，可以得到如此輕判？我們在質疑當地基層法院的案件審理是否存在“黑幕”的同時，也必須審視相關法律，看看是否存在讓基層法院可以“利用”的法律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出臺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中，規定了有關強奸罪的量刑標準。其中第一百零五條規定，“強奸婦女一人的，基準刑為有期徒刑五年”；第一百零七條規定，“奸淫13至14周歲幼女的，重處20%；被害人年齡每減少兩歲，對被告人重處5%”。該量刑指導意見第一百零八條規定，合議庭對個案量刑可行使一年以內的自由裁量權。遺憾而又可悲的是，按照這個標準計算，在施以子虛烏有的減刑理由后，真的可以得到和云南大關縣法院相近的結論——5年減1年，乘以1.4倍，等于一個5年多的刑期。最高法出臺有關量刑指導意見，是為了規范法官的自由裁量，實現量刑均衡，確保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實施。但從云南大關縣法院的司法實踐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基層法官對自由裁量權的濫用，以及法律對未成年人的忽視。于是，一個本應罪加一等的官員，卻得到了比一般犯罪分子更輕的懲罰。

面對屢屢發生的幼女遭到性侵的慘痛事實，對于如何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如何加強師德建設，如何提高官員的道德修養，如何幫助監護者履行責任等問題，整個社會都要做全面檢討。但是，云南官員強奸幼女案一審判決表明，現行法律中存在著一些可以被人“利用”的漏洞。我們首先應該扎緊保護幼女的法律“籬笆”，架起足以威懾不法分子的高壓線。最高法等四部門此次意見的出臺，是司法機關的一次自我修正，也是四部門力度空前的聯合行動。加大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力度，責任遠不止四部門，教育部、衛計委等相關部門都應該參與其中，共同出手，讓未成年人頭頂的天空更蔚藍，讓未成年人的內心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