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養老問題需要建立過渡性機制

?本報評論員　李星文

“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個人和國家各出一些錢，以社區為單位辦起“日間照料所”，對老人的就餐和醫療提供基本服務。因為經費有限，條件必然比較簡陋，但正因為條件簡陋，各地都可以在花費不多的情況下把這件事做起來。”

昨天是農歷九月初九，是中國民間傳統節日重陽節，恰恰也是《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正式出臺以來的首個法定“老年節”，這也為今年的重陽節帶來了超乎往年的關注。

當前，中國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階段。據統計和估算，2012年底中國60周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94億，2020年將達到2.43億，2025年將突破3億。老人的數量越來越多，養老的模式卻雙線遭遇“狙擊”：傳統的“養兒防老”模式因為“4—2—1”家庭倍增，漸漸成了年輕人的“不能承受之重”；機構養老也因經費問題而形成了“公立的住不上，私立的住不起”的格局。老齡化社會近在眼前，整個社會還沒有做好準備，不能不令人擔憂。

客觀來講，現在以85后和90后為主的年輕人，面臨著比他們父兄輩更大的生活壓力，在大中城市房價高高在上的大背景下，城市青年如果僅靠自己的力量，解決住房問題就夠他們忙活二十年的。更何況，他們還要結婚、生子、維持相對體面的日常消費。僅僅以經濟狀況來說，他們在35歲以前回饋父母的能力有限。農村青年如果守在家鄉務農，自然不必面對大山一樣的住房問題，但在農村的工作機會少，收入水平低，在滿足小家庭的生活所需之后，能用于養老的錢也不可能太寬裕。事實上，35歲之內的農村青年很少有人固守土地，他們多已進城謀生，不得不和城里人一樣面臨“大不易”的居住問題。生計問題限制了年輕人的經濟實力，為生計而奔波又占用了其主要時間，這就導致了他們在養老問題上“既沒錢，又沒時間”，也就難怪“養兒防老”很多時候變成了“養兒啃老”。

在社會保障制度健全的環境下，基本養老主要由政府部門和社會機構來承擔。國家每年要有固定預算用于養老院的興建和運營，老人們年輕時繳納的養老保險金開始發揮作用，可以按月領取養老金。這樣，老人可以在居家養老和入院養老之間進行選擇，生活費和零用錢也不會成為問題。然而現狀卻是，國家用于養老的投入有限，公立的養老院很難住進去，“十年等一床”并不鮮見，私立的養老院則偏于盈利性，高昂的費用足以將大多數老人擋在門外。而養老金制度建立的時日尚短，加之通貨膨脹問題屢發和養老基金管理不佳，養老金的支付壓力巨大。

在新舊制度接軌的艱難縫隙中，在投入欠賬和新生問題對養老機制造成擾動之時，需要用一些更為靈活的辦法來解決問題。首先，在家庭養老方面，父母對子女的支撐是毫無保留的，兒女應該捫心自問是否也能做到這一點？經濟能力有限，“有我一口，就必有你一口”總應該做到。時間精力不夠，但總不至于連一周看望一次父母的時間也擠不出來。中華民族素有講究孝道的傳統，如今竟然到了需要通過立法來逼使子女“常回家看看”，這不是一種法制完備的榮耀，而是一種精神迷失的恥辱。

其次，在社會養老方面，指望國家加大投入把基本養老包下來，短期內看并不現實；指望盈利性民辦養老院發善心大幅降低收費，同樣不切實際。比較可行的辦法是個人和國家各出一些錢，以社區為單位辦起“日間照料所”，對老人的就餐和醫療提供基本服務。因為經費有限，條件必然比較簡陋，但正因為條件簡陋，各地都可以在花費不多的情況下把這件事做起來。

養老問題牽涉面廣，真正解決要靠國家的投入和制度的規范，沒有十年以上的時間很難徹底見效。但時間不等人，即使沒有萬全之策，也要從家庭和社會兩方面著手，盡快建立過渡性機制，讓白發人群老有所依，老有所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