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質養老166年太久，只爭朝夕

位于朝陽區華嚴北里的第一社會福利院是北京市屬的5家養老院之一，也是北京市乃至全國的標桿養老院。日前，記者以消費者身份致電第一社會福利院詢問床位出租情況，該福利院租床的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養老院有1100張床位，但已經有1萬多人排隊等待，每年大概有50-60個床位會退掉。按1萬人的等待數、每年最多60個人的退床數保守估計，現在要預訂一個床位，至少要到166年之后才能等到。（9月26日《證券日報》）

老齡化社會加速發展的現實我們已無法回避。人口結構上高齡化、少子化、空巢化的加速發展態勢,更與人口高峰、就業高峰相重疊,與經濟轉型、社會轉型、文化轉型相交織,滲透到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在“銀發浪潮”的挑戰面前,我國不少地方對應的養老服務卻相當乏力。

為了解決養老院短缺的現狀，今年6月，民政部公開向社會征求《養老機構設立許可辦法》和《養老機構管理辦法》的意見。按照兩個《辦法》，養老機構開設床位數限制將大大降低，凡有10張以上能夠為老年人提供食宿的床位，即可申請設立養老機構。從表面看，隨著兩個《辦法》的實施，可以在短時間內大幅度增加養老機構數量的做法，暫時滿足社會養老需求。但現在的問題是，老人們需要的是優質養老，他們期盼幸福“生活”著而不是湊活“生存”著。

因此，我們可以經常看到這樣的現象：一方面，像北京市第一福利院這樣收費適中、條件較好，由政府提供補貼的“標桿養老院”老人們很向往，可實際提供的床位數遠遠少于公眾的需求，甚至需要等上166年之久；另一方面，那些雖然具備較好條件但收費頗高的“貴族型”養老院，或者收費低廉但設施落后難以提供良好服務的民辦養老院，卻又少有人問津，床位空置率很高。

從本質上看，養老服務是政府向社會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任何公共產品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免費午餐”特征，而市場是沒有免費午餐的。我國的教育和醫療體制改革結果也說明，完全依靠市場來提供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是行不通的。養老問題不論到哪一天，都是政府的責任：沒有良好的制度是政府的責任，沒有物質保障是政府的責任，沒有良好的政策引導也是政府的責任。換言之，不論養老服務由誰來提供，都必須以政府作為強大后盾，政府的主導角色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優質養老166年太久，需要只爭朝夕。作為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加大對現有公辦養老院的投入，進行升級改造，打造更多具有社會福利性質的普惠性養老院，讓越來越多的養老院成為“標桿養老院”；另一方面，可以采取“民辦公助”的形式，通過財政兜底、政策引導和加強監管，促進民辦養老機構為老人提供更加完善和人性化的服務，推出更多生命質量和生活品質并重的養老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