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救“內外有別”，生命難言尊重

9月17日，遼寧省沈陽法庫財湖機場一架美國MACH1表演隊的小型表演飛機，在組裝后進行試飛時意外墜入財湖。機上載有參加特技飛行表演的美國飛行員戴維·里格斯和一名中國籍翻譯。事發后，中國籍翻譯被送醫，搶救無效死亡；飛行員失蹤。經過70多個小時的搜救，失蹤飛行員的遺體被找到。（9月21日《新京報》）

這次搜救行動參加的部門不可謂不多：既有交通部北海救助局大連救援基地、沈陽紅十字會藍天救援隊，也有遼寧省、沈陽市的省、市公安消防部門。動用的人力物力也不可謂不多——共出動500余人、多艘船只。不僅如此，搜救過程中還采用了國際先進的水下聲吶技術，正是憑借這一技術，搜救者才得以最終確定失蹤飛行員遺體所在的位置，將其遺體打撈出水。

但是，這樣一次既體現有關部門對生命的尊重，又體現了國際友好的事件，在網上卻沒有得到多少贊譽，相反的，卻是質疑連連。究其原因，則是一些類似事件中的“內外有別”的做法使然。

去年2月，一位日本騎車環球旅行者的自行車在武漢被偷，當地警方3天后即偵破該案，將自行車完璧歸趙。武漢一年不知道有多少自行車被盜，卻鮮有哪個案子得到這樣的重視。雖然當地警方否認是“選擇性執法”，但卻無法完全平息公眾“內外有別”的質疑。同樣的，在很多溺亡事件中，死者家屬跪求仍無人打撈尸體，或無力支持打撈費用致使尸體無人打撈的現象屢見不鮮，這更是與沈陽此次搜救事件形成了鮮明對比。

一個國家展現在外國人面前的形象是否友好，不僅在于其對待外國人的態度，更在于其對待本國人的態度。或者說，無論是對外國人還是對本國人，在對待方式上原本就應該一視同仁。

在締結國際貿易條約時，一條重要的原則已經“國民待遇原則”，即，一國給予外國公民、企業、船舶等在民事以與本國公民、企業、船舶等所享有的同等待遇。這一原則隱含的一個前提即是，一國對待自己的國民通常比對待外國公民更好。這條原則同樣適用于搜救領域。但現實中，一些外國人在遇到同樣的事情需要幫助時，所獲得的卻往往不是“國民待遇”，而是“超國民待遇”。

內外有別的對待，對于得到的對待更好的一方來說，在感受到友好的同時，往往也會帶來更多的疑問。因為，區別對待的目的絕不是單純為了友好，而一定是另有所圖。而所圖者，要么是名聲或在別人眼中的“形象”，要么是利益。而友好一旦帶上了功利色彩，也就不再成其為友好，而只是一種工具，是達到某種目的的工具。而工具性的友好，因為其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特性，讓人驟然起疑。

一視同仁，并不意味著要向低的看齊。不是說，既然通常情況下對待自己人時不會動用那么多人力物力搜救，在外國人遇險后也不運用那么多人力物力搜救，而是說，應該在現有的條件下，在能夠調動的人力物力，在能夠使用的科技力量下，給予每一個生命以同樣的重視，進行同等力度的搜救。只有如此，友好才是真正的友好，尊重也才是真正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