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業發展需要重塑社會誠信

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昨天在深圳發布《2012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報告顯示，去年全國接收國內外社會各界的款物捐贈總額約817億元，總量較2011年下降3.31%，這是我國年度捐贈總額連續第二年下降。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在我國慈善事業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基金會和紅十字會的募捐額較2011年下降超過兩成。（9月22日《北京青年報》）

“人之初，性本善”，慈善作為人的一種道德品格，從人類走出叢林世界以后就逐漸形成。隨著現代意義上的人類文明社會的形成和發展，慈善更是發展為一項社會事業，它使遭遇天災人禍襲擊陷入困頓的人群能夠得到救助，也使因為收入無著而生活貧困者能夠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在美國等經濟發達國家，從事慈善事業已經成為富裕階層的一種普遍追求，像比爾·蓋茨這樣世界上最成功的企業家、全球首富，也是全球最為著名的慈善家。

中國作為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慈善也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在民眾生活保障方面實行的是低福利全覆蓋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使慈善事業失去了生存的空間。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社會成員的收入格局出現了分化，一部分人躋身富裕階層，但還有一部分人由于各種原因，未能趕上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逐漸淪為貧困者，因此，慈善事業的發展又有了現實的需求。與此同時，在中國頻繁發生的自然災害也使慈善捐助的發展具有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最近幾年，我國的慈善事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由于長期以來一些慈善組織運作處于不透明狀態，在“郭美美事件”等負面事件的影響下，慈善組織的信譽出現了嚴重的下降，連續兩年慈善捐助的下降就是這種情況的直接反映。對于這個情況，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副司長徐建中表示，主要可歸為全球經濟形勢持續低迷、重大自然災害減少、“問責風暴”的持續負面影響和盲目捐贈行為的大量減少等。這個分析基本上是中肯的，而其中最為重要的還是整個社會誠信機制的缺失，已經影響到了我國慈善事業的順利推進。

由紅十字會等機構主導的慈善事業，使慈善捐助成為一種政府主導下的有組織的行為，它提高了慈善事業的效率，但也改變了那種傳統的“一對一”的捐助模式，而這種捐助人與被捐助人不再見面的慈善模式，對于中介機構的誠信要求特別嚴格。但是，我國在推進經濟建設的進程中，重商主義的泛濫使社會誠信機制受到了很大的損害，并且延及到了像慈善這樣的公益事業。一些慈善機構在募集到了善款善物以后，提取高額管理費，用于機構內部工作人員的福利，真正到達需要捐助的人群中的善款善物已經打了很大的折扣。比如，前兩年幾次重大自然災害發生以后，社會各界的慈善捐助達到了一個高峰，但后來陸續暴露的地方政府將善款用于建造豪華辦公大樓、購置超標準公車等事件，使民眾的愛心受到了挫傷。類似事件一再曝光以后，民眾對于向慈善機構募捐來參與慈善事業的信心自然很容易產生動搖。

中國的經濟正在不斷發展，即使最近幾年全球經濟形勢持續低迷，中國的經濟總量仍在穩步增長之中，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仍有很大差距。僅以去年來說，美國接收社會捐款約為3162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0%。中國GDP約為美國的1/2，但是美國的慈善捐贈總量卻是中國的近24倍。因此，積極推進慈善事業的發展在中國仍有現實的需要。但是這兩年中國慈善事業所經歷的曲折表明，在整個社會的誠信機制存在嚴重欠缺的背景下，以誠信立身的慈善機構需要拿出更大的誠意來面向民眾。今年1月，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發布的《2012年度中國慈善透明報告》顯示，2012年度我國公益慈善行業年度透明指數為45.1分，雖比2011年度有所上升，但仍在及格線之下，特別是紅十字會系統的年度透明指數只有35.2分，表明民眾對公募慈善機構的基本信任仍未修復。

慈善機構信任度的下降，是整個中國社會缺乏誠信所造成的后果。因此，重塑誠信機制是整個中國社會面臨的重要課題，在這方面，慈善機構應該比其他行業有更緊迫的意識。類似紅十字會這樣的機構，需要建立起更嚴格的捐助管理制度，善款善物的來源和去向，機構內部的具體工作內容，都需要向社會經常性地作出詳細的報告，把自己置身于民眾的監督之下。對于一些由地方政府接收的慈善項目，慈善機構更需要建立起從頭至尾的監督和公開制度，防止基層政府將民眾的愛心移花接木，流進政府財政的腰包。

周俊生（上海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