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難做論”需制度化糾偏

原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副總工程師張曙光因涉嫌受賄4755萬余元出庭受審。在法庭上，他吟詩表達悔悟坦言清官難做，希望更多人能吸取教訓，淡泊名利，清白為官。（9月11日《京華時報》）

被告人“貪官”張曙光，現在，只能通過最后陳述追憶自己不平凡的往昔，那些曾經奮斗過的“光輝歲月”，經他此刻不無悲憫的陳述，令旁觀者也難止唏噓：一路吃苦走上高位，也曾拒絕誘惑，且為國家高鐵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到頭來終究難逃“貪腐”宿命。

吃過苦、干過事、拒絕過誘惑，最終卻淪為一方“巨貪”，鋃鐺入獄，結局如斯的官員不是一個兩個，常常令人扼腕嘆息。這些官員，吃苦不可謂不多，貢獻不可謂不大，能力不可謂不強，曾經也必想過要清清白白為官。可是，就如張曙光悔悟的那樣，“淡泊名利、清白為官”，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人，都有消極頹廢的時候，官員也是人，在誘惑面前，要保證屁股干干凈凈的確很難。

“始為天下憂，后為天下羞”。哀嘆“清官難做”，似乎別有一番苦楚在心頭。“清官難做”自然不能當做貪污腐敗的借口，更不能作為“身敗名裂”后的遮羞布和擋箭牌。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清官難做”的確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客觀存在，甚至成為當下某些地方官場生態的真實寫照。

“清官難做論”，絕非今日官場的衍生物，而是古已有之的歷史命題。要知道，清官從來都是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古代的百姓擁戴清官，歌頌清官，是因為在那樣專制的體制下，貪官、昏官、庸官把他們坑的太苦，為民做主的清官實在太稀少。在古代官場，做清官難，難做清官，根本上是人治造成的，官員的選拔、任用、評判、考核、獎懲、升降全部被“人上人”壟斷，為民做主的清官能有生存空間嗎？

清官之難，不僅難在如何沖破自討苦吃、同僚傾軋、上司作梗這些很現實的官場處世哲學上，更難在官本位與民本位如何取舍上。古代是人治社會，等級制度森嚴，官本位被奉為圭臬，官員不可能擺脫“清官難做”的困境。而正因官僚系統整體性的“民本位”的缺失，一旦出現個別官員為民請命或為民伸冤，往往被擁戴為“清官”，其故事在民間經久流傳。

現代社會是民主、法治社會，現代中國社會，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法治取代了人治，“民本位”取代了“官本位”。法治成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伸張正義就應該依靠法律，而不是清官；民本位成為執政的基本理念，為官者就不應只想著升官發財，貪污腐敗。民主法治社會，既不是清官們活躍的舞臺，更不會給貪官們留下滋生的土壤。

官場上的“清官難做論”，與民間的清官情結，說到底都是有悖民主法治的社會發展趨勢的，因此必須予以糾偏。首先，要加大制度反腐力度，通過完善制度，讓清白為官的人自始至終獨善其身，讓貪污腐敗的人剛一露頭即受處罰，讓壞人付出代價，讓好人善有所報；其次，要健全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干部的清濁好壞、獎懲升遷，最終標準要看人們群眾是否認可，是否擁護，營造公平、清正、廉潔的干部成長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