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送禮的“囚徒困境”

把“紅包”問題只歸咎于師德淪喪，對教師并不公平。“紅包”背后其實是博弈理論中的囚徒困境。

又到教師節。每年此時，社會公眾不會忘記對勞苦功高的教師們致以感謝和問候，但作為添頭，又似乎總少不了關于“紅包”的話題。

這已經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這么些年來，盡管大家都知道給教師送紅包不正常，盡管相關部門也少不了一禁再禁，但似乎收效不大。一到重要節日，大大小小的網絡、論壇或者QQ群里，或者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周圍，總會有人“固執地”在打聽：要不要送？送了嗎？送多少？

尊師重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家長給老師送禮表示謝忱，自古有之。據說孔子說過：“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束脩便是拜師贄禮。但是，古人的束脩其實相當于現在的工資。而其他零星謝意，一者是主(學生家長)賓(教師)融洽的見證；二者只限于魚肉之類家常實物。社會詬病的“紅包”，顯然并不在此列。一者教師已經享受了法定的工資；二者，直接訴諸金錢的“紅包”，已經超出了普通的“略表寸心”的范疇。而更大的區別，則在于“主賓”雙方的心態。

對于紅包，家長處于“送”與“不送”的兩難，盡管深惡痛絕甚至口誅筆伐，但是，一旦事關孩子的前途，則免不了“投鼠忌器”。他們不敢相信教師的無私公正，寧愿相信自己業已被扭曲的社會經驗：既然送禮在其他行業通行無阻，那么教育行業自然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借著節日或特定事由明目張膽地斂財的教師，其實只是極個別。更多教師則面對著“收”與“不收”的兩難。面對家長勉強但又頑強的“紅包”攻勢，似乎卻之不恭，收下反而是解決問題的方便法門，但這種選擇又進一步強化了家長的判斷。

因此，把“紅包”問題只歸咎于師德淪喪，對教師并不公平。“紅包”背后其實是博弈理論中的囚徒困境。根本特點是，在信息不對稱、無法預知對方選擇的情況下，雙方都會基于對對方的猜測而作“理性”的、并非利益最大化的選擇。不正之風盛行的宏觀環境，強化了這種選擇。因此，無視大環境，單要求教育行業“出污泥而不染”，其實是對教師的苛求。

其實，教師們不是沒有提供“正能量”。比如，南京某幼兒園的教師在教師節前夕，主動向所有家長發短信強調不收禮。但是，只靠局部的道德自覺解決這一困境并不現實。破除“囚徒困境”，不妨學新加坡做法，明確教師可以收受學生禮物的價值金額。在范圍內，理當允許家長、學生和教師之間的禮尚往來。這樣增進了彼此的信任，也不至于各方因為紅包而糾結。

本報特約評論員劉志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