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詐勒索罪”成了維權陷阱？

“如果這都算敲詐勒索構成犯罪的話，以后誰還敢環保維權？”在湖北省鐘祥市磷礦鎮劉沖村村民涉嫌敲詐勒索鐘祥市大生化工有限公司一案中，曾祥斌擔任村民的辯護律師。他在辯護詞中寫道：大生化工的污染是現實問題，村民通過法律手段維權也是法律所倡導的，訴訟、上訪、舉報、私下調解，都是當事人可以選擇的手段，所以，這些環保維權，不應該被扣以敲詐勒索的帽子。（9月3日《中國青年報》）

一起環保侵權事件，卻因為污染方倒打一耙，求償者反倒栽在敲詐勒索的罪名之上。看似小概率的事件，卻充滿了詭異的兇險。如果地方司法部門都能“如法炮制”，那么，所有的依法維權，都可能令維權者陷入刑獄之災。道理不復雜，理性經濟人都追求效益最大化，權益被損害，希望能獲得更高補償或賠償，這是人之常情，如果求償成功之日、就是觸犯刑法之時，只要涉及錢物的侵權官司，誰還敢去依法維權呢？

就像曾祥斌律師在辯護詞中所寫的，“司法是公器，一切主體皆應在其框架內活動，它絕不應異化為任何個人或企業的家丁。”但如果敲詐勒索罪成了法治框架內最廉價的帽子，隨意就能給維權者拋出幾頂，那么，侵權反倒成了侵權者的通行證。誰還敢跟污染企業談賠償、誰還敢跟無良企業要加班費、冤假錯案還敢拿“國家賠償”嗎？

道理其實并不復雜：一者，《刑法》將敲詐勒索罪定義為：“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強行索要公私財物的行為。”換言之，此罪的客觀條件是威脅使他人畏懼而交付財物，主觀條件是非法占有。只是，受害人與污染企業談賠償，要多要少，雙方都有協商的自由，嫌多可以不掏腰包、嫌少可以拒簽嫌疑——再說，司法也不會任誰獅子大開口，哪來的“敲詐勒索”呢？

二者，地方檢察院認為，“由于村民不斷上訪和圍堵政府部門、企業大門，大生化工有限公司‘迫于壓力’，才分別付給魏開祖和余定海124萬元和35萬元賠償款”。正常的上訪等維權路徑，并不是企業掏錢的“壓力”，至于村民過激行為，也會在法治框架內被約束——只是，如果沒有污染事實，哪來的賠償事實？且不說“上訪”竟被定性為“敲詐手段”之荒謬，被侵權者請求獲得賠償，雙方還簽訂了賠償協議，怎么幾年過去了，當年的調解就成了敲詐勒索行為？

翻手云覆手雨，法律信仰斯文掃地。其實，罪與非罪之間，法律規范是清晰的，但司法在“地方化”的過程中，偏偏呈現出諸多吊詭。這種吊詭，不僅悖逆法理，也越過了公眾的公平常識。“敲詐勒索罪”不是什么新式武器，比如合成艷照玩恐嚇的、比如黑社會直接伸手要錢的……至于相對弱勢的被侵權者還能敲詐什么，實在有點匪夷所思。企業是地方利稅大戶，只要法律不偏不倚，無侵害則無賠償、侵害多少賠償多少，怎會動不動就被“敲詐”呢——這究竟是膽兒小還是心太虛？退一萬步說，現實也不斷告誡我們：每一起成功的敲詐勒索事件背后，幾乎都對應著不堪的內幕與丑陋的線索。

正當維權與敲詐勒索，雖然都可能跟錢有關，但性質與影響相差萬里。近年來的污染事件中，少數地方部門徇私偏袒的痕跡已經很是明顯，如果法律也有意無意在事后罰單與合理賠償上“搗糨糊”，只怕更會蘊蓄矛盾與不安的引線。法律是公平與正義的底線，或者說是“底褲”，而社會的恥感與希望，有時未必在于多么遼遠的宏大敘事，而就在一樁樁、一件件的司法判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