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情逼拆”為何陰魂不散

“親情逼拆”，失去了人性關懷，原本鄉土中國重要傳承的親情倫理，不得不被迫面對著與“自身權益”痛苦的選擇。

近日，廣州增城曝出“親情逼遷”模式。這一模式其實并不新鮮，甚至可謂“復古”。早在10年前，湖南嘉禾曾經因為“誰影響嘉禾發展一陣子，我就影響他一輩子”的張狂的拆遷口號，因為濫用政府權力的“連坐”制度，引發全國關注。

簡單地說“復古”，其實也不盡準確。這一手法并非重新抬頭，事實上，這些年來，在一些中小城市的拆遷中，一直若隱若現，“陰魂”不散。這一“經驗”中，眾多公職人員往往被迫成為政府動員拆遷的排頭兵。但是，嘉禾事件中明明已經遭到譴責和唾棄的“連坐”制度，卻在增城事件中卷土重來，甚至有明文規定，“公職人員未能完成征拆任務要處理”。這一現實折射出什么？

首先是基層政府“人治大于法治”的根深蒂固的現實。公職人員的責、權、利本由法律所規定和保障，但在部分基層政府膨脹的權力下形同虛設；而增城之外，被裹挾到拆遷行動中的公務員，則面對著種種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潛規則”。

其次是對“人性關懷”的漠視。“親情逼遷”，對拆遷者及動員者雙方而言，都體現出冰冷機械的粗暴，有違“以人為本”的歷史潮流。比如在刑法領域，無論是疑罪從無、無罪推定的原則，抑或“近親屬可拒絕作證”的修正，都體現了人性關懷的進步。然而這種進步似乎并未被部分基層政府所感知。失去了人性關懷，原本鄉土中國重要傳承的親情倫理，不得不被迫面對著與“自身權益”痛苦的選擇。

作為基本原則，即便是正確的目的，也不應該通過不正確的手段來達成；不能因為沒有引發嚴重后果就放松對錯誤的追究。這些年來，更多見的是在土地財政、政績工程、粗放式管理等諸多不合理因素驅動下的違規強拆。有意味的是，與同為痼疾的腐敗相比，“違規拆遷”模式并不復雜，甚至千篇一律的，諸如拆遷征地本身沒有合法手續；拆遷補償不合理；隱現的拆遷“黑惡勢力”等。“親情逼拆”也正是其中一種。病癥清楚，下藥理應容易。我們其實有完備的“拆遷法”，但一再的強拆悲劇卻告訴我們，療效并不明顯。

因此，增城事件引發的追問是：法律為何在基層難以奏效？人治的堅冰如何打破？如何突破地方利益彰顯監管的力量？越界基層權力如何治理？我們缺少的未必是制度，而是行動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