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舉報人，法律必須站出來

無論公開，還是隱性，對舉報人進行打擊報復，都是對法律的挑釁，在反腐情勢嚴峻的當下，對舉報人的保護尤具現實意義，理當重視起來。

昨天媒體報道兩則舉報人遭打擊報復的新聞：一是山西“房媳”事件爆料人高勤榮在個人博客上撰文稱自己多次遭到死亡威脅，并寫下《再次呼吁》作“遺書”；二是報道“海南校長開房事件”的記者楊瓊文，因受當地政府官員壓力和威脅，不得不離開就職的單位。

1999年，時任記者的高勤榮因揭露山西省運城市“假滲灌工程”而“蒙冤”入獄，2006年12月才出獄，今天又因曝光“房媳”事件而遭到死亡威脅。他的離奇經歷說明，一些東西十多年都沒有多少改變，譬如舉報人遭到“秋后算賬”。去年，因曝光重慶官員不雅視頻的朱瑞峰也受到過死亡威脅。舉報人受到不同程度打擊報復的現象，隨著近年來舉報途徑的多元化，而呈現愈演愈烈的態勢。

高勤榮遭到死亡威脅，是公開打擊報復；楊瓊文被迫去職，是隱性打擊報復。舉報人受到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打擊報復，與法律剛性不夠、保護意愿不足、舉報方式皆有關系。檢索現行關于舉報人保護的規定，或失之原則、抽象，或失之分散、凌亂，保護主體不夠明確，責任界定不夠清晰，與一些國家嚴格保護出庭作證的舉報人制度相去甚遠。譬如美國《證人安全改革法》規定，如遭遇生命危險，舉報人可以向政府申請24小時貼身保衛、更換身份、工作地點等保護措施。

與傳統的、通過紀檢監察等體制內正規途徑舉報方式不同，在博客、微博、論壇等的互聯網上公開舉報，舉報人信息一目了然，信息“裸奔”客觀上增加了對舉報人進行保護的難度。而繞過傳統渠道、直接訴諸網絡、挾“輿論”以令諸侯的做法，也容易招致體制內一些人的反感，挫傷他們對舉報人進行保護的意愿。如果舉報對象是地方政府或主要官員，他們甚至還動用司法力量，公開進行“合法報復”，以誹謗之名問罪。

與死亡威脅的公開打擊報復相比，隱性的打擊報復更令人害怕。公開的打擊報復，雖然暫時還做不到防患于未然，假如對舉報人造成實質傷害的話，至少還有法律兜底，將兇手繩之以法，而隱性的打擊報復，“苦主”欲伸張權益就困難多了。隱性打擊報復因其手段“合法”、行為隱蔽、踏雪無痕，舉報人明知遭到了打擊報復，也難以找到有法律效力的證據。像楊瓊文被迫離職，是當地官方層層施壓的結果，不可能找出幕后主使。

降職、轉崗、停薪、扣獎金、勸退、解聘等隱性打擊報復，是一種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打擊——其他單位一般也不敢聘用這種人，許多舉報人從此失去體面職業與基本生活保障——對舉報人的傷害并不亞于公開的打擊報復。防范隱性打擊報復，首先需要一套專門的成文法，像美國的《吹口哨人保護法》，為舉報人提供可靠的保護救濟路徑。先是行政內的申訴，舉報人有權要求單位收回成命，糾正錯誤的處分；其次是準司法申訴，舉報人向專門行政機構提出申訴，要求行政救濟；最終是司法程序，舉報人依法向法庭提出上訴，尋求司法保護。

無論公開，還是隱性，對舉報人進行打擊報復，都是對法律的挑釁，為法治文明所不容。在反腐情勢嚴峻的當下，對舉報人的保護尤具現實意義，理當重視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