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促進閱讀， 應做的與不應做的

記者4日從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獲悉，全民閱讀立法已列入2013年國家立法工作計劃。目前，全民閱讀立法起草工作小組已草擬了《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初稿。專家認為，設立國家級的全民閱讀條例以規范和保障各類閱讀活動非常必要，其法律化意義重大。（8月4日新華社）

近些年來，關于國人閱讀率低、閱讀時間短等議題，已在輿論場內發酵數輪。只是無奈，痛呼疾陳者眾，對癥下藥者寡。此番國家層面開啟立法計劃，意圖以“法律化”路徑，助力全民閱讀指數提升，令人期許。

事實上，就實踐效果而言，針對具體事項的專門立法，多數時候生效迅速、效果較佳。也正是有過往成功先例鋪底，立法促進民眾閱讀的嘗試，自然前景可期。

有必要厘清的是，全民閱讀立法所具備的雙重屬性：于社會而言，它是對公共治理目標的梳理、申明，啟動及主導著某些資源的重新分配過程；于民眾而言，它是一部不具備強制力的倡導性法律，并不會直接介入、干涉個體的閱讀生活。具體來講，《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所能影響的，乃是出版業的提振、社區圖書館的建設與標準化、閱讀文化的傳播等宏觀方面。

明乎此，公眾應當能打消對“法律將綁架我們閱讀”的擔憂了吧。然而，從另一角度看，此類憂慮又何嘗不是對立法者的一種提醒呢？在《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的修改與完善中，唯有秉持“重構公域，不涉私域”的原則，才可守住法律的邊界、消解公眾的抵觸情緒。有時，為落實某良善初衷，自作主張為民眾“代言”、替民眾選擇，可能會事與愿違。

即便“良法”能引導社會向好，“法律變現為現實效益”，終究需要一段時間。唯有抱持耐心，恪守住干預的邊界，堅持政策延續性，以立法促進全民閱讀的嘗試，才可能有所收獲。仍須重申的是，閱讀文化的重塑與演進，終究還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官方意志引導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顯然還是民間的自覺自愿。這事實上提示我們，不妨以更開放之心態，圍觀、見證此一立法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