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暑要貼近“汗滴禾下土”的現實

中央氣象臺已連續四天發布高溫橙色預警，預計直至8月8日，江淮、江南及重慶等地仍將出現較大范圍高溫天氣，部分城市可突破高溫歷史極值。中國氣象局首次啟動高溫Ⅱ級應急響應，氣象專家建議，公眾盡量避免午后高溫時段的戶外活動。

眼下舉國說“熱”，有媒體干脆把當下的高溫天氣稱為“燒烤模式”。為了證明氣溫之高，上海電視臺記者在人民廣場做了一個實驗：把一塊五花肉放在大理石地面上，10分鐘后已經八分熟。武漢長江大橋橋頭一個溫度計某日顯示，橋頭氣溫已達62℃。

關于高溫補貼的討論也多起來，有人埋怨相關政策長期不變，隨著物價上漲，人們拿到的高溫補貼已微不足道。這樣的討論可能忘了，今天的真正問題是：到底誰在堅持“高溫作業”？勞動者的高溫防護措施落實了嗎？誰應該享受高溫補貼？埋怨的人嫌補貼少，而“沉默的大多數”可能根本就沒有補貼，沒有公開表達埋怨的機會。

要厘清這些問題，我們要有更大視野。在發達國家，政府高度重視高溫勞動保護：美國多數州的公司法規定，高溫下勞工權益保護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分。日本規定，高溫指數達到某個限度時，最好停止一切體力勞動。法國規定，氣溫超過30℃時，雇主必須讓室外工作者休息。德國的政策是，超過35℃就放“熱假”。

長期以來，我們對高溫不太“敏感”，“高溫作業”隨處可見，人們不以為不當。安監總局等去年出臺的《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規定，日最高氣溫達到40℃以上，應停止當日室外露天作業。這個停工氣溫，比法國整整高出10℃。碰到高溫時節，社會大多對高溫作業持一種“同情的理解”。

近年來人們的“高溫作業”權利意識已然醒來，但也正是在此權利上，社會出現了一條鴻溝。按理，在天氣現象面前，人不分貧富貴賤。但在政府辦公樓和商業寫字樓里，人們享受著26℃左右的舒適溫度。而藍領工人卻只能靠電扇通風，數以億計的建筑工人、清潔工與農民只能在烈日下曝曬，除了大大高于氣象部門所報的高溫，還面臨炎陽、熱輻射等困擾。

講高溫和“高溫作業”權利，我們應當把目光投向廣大的藍領、特別是室外勞動者，努力感同身受。“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現在物質條件改善了，很多人變嬌氣了，這并非罪過。與此同時，大量藍領和室外勞動者還停留在“汗滴禾下土”的階段。高溫來了，不可能全國放假停工，但我們必須弄清楚：高溫對人體健康意味著什么？勞動者能夠忍受的極限高溫是多少？哪些高溫作業可以不得已而為之，哪些高溫作業原則上予以叫停？

防暑降溫政策重在落實，而落實的重點與難點在廣大藍領和室外勞動者，對此全社會應予高度關切。《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要保障的，實際上就是藍領和室外勞動者的權利，他們的東家主要是企業，而企業有逃避社會責任的內在動機。“高溫作業”者興利天下，政府有關部門理應加強勞動保護執法，輿論也應多替“高溫作業”者說話，幫他們爭取有利的勞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