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管理使用不能“道德綁架”

山東聊城15歲少年閆森去世后捐獻器官救5人，其中一個腎臟移植給姐姐，另一個腎臟、一個肝臟挽救了兩個人的生命，兩個眼角膜使兩名患者重獲光明。學校為其貧困的家庭募捐31萬元，在給了家屬6萬元后，學校卻將剩下的25萬余元轉捐給了當地慈善總會?！安缓锨槔怼钡霓D捐，傷透了閆家人的心。（7月15日《人民日報》）

不論從捐款者的意愿而言，還是從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定來看，閆家自行決定管理使用公眾的捐款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也就是說，閆家是這筆善款的所有者。然而，作為善款的保管者，學校未經閆家同意，就將余款轉捐給了當地慈善總會，造成了所有者實際“無所有”。圍繞捐款的管理使用和移交轉交，類似情況在全國其他地方發生多起，有的還走上法庭打起官司，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這里主要牽扯到兩個問題，一是捐款的保管者在權利人接收之前，如何管理、使用和監管善款？二是權利人接收善款后，如何將這筆錢發揮出最大效用，使善款做到既幫助了受捐者，又真正對捐款人負責？依照目前現狀，在前一個問題中，我們缺乏完整成熟的運作體系；在后一個問題里，我們缺乏合適有效的機制路徑。

回過頭看這起“轉捐”事件，愛心人士對于閆森或者說閆家的捐贈，是希望給予閆家幫助。在閆家作為權利主體接收管理善款之前，按照有關法律和政策，學校作為捐款的保管者，對這筆捐贈負有監督管理的責任和義務。

一方面，要保證善款使用的合理。包括幫助渡過生活難關、給予閆家必要精神撫慰、支付閆森姐姐尿毒癥后續治療費用，等等。從報道的情況看，閆家生活依然困難，閆森姐姐也正在治療，很顯然捐贈人的意愿還未完成。另一方面，要保證善款使用的公開。學校要及時將善款的支付數額、用途、方式等向公眾（至少是捐贈人）完整全面公開，接受廣泛監督，實現捐贈人的良好初衷。

人們奉獻愛心的目的是扶危濟弱，國家鼓勵公眾捐贈的目的是激發公眾的善良同情之心，鼓勵在社會成員之間建立一種互助互愛的公共道德觀念，并最終形成一種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再以這起“轉捐”事件為例，在完成了捐贈人捐贈意愿之后，如果還有余款應當如何處置？筆者認為，應當按照法律的規定，將善款全部移交給閆家由他們的處理，不能搞任何形式的“道德綁架”，包括學校向慈善機構“轉捐”。

與此同時，在充分尊重閆家意愿的基礎上，有關部門應一如既往地對善款的管理使用提供幫助和服務。比如，可以以余款為基礎，繼續發動愛心企業和人士捐贈，以閆森的名字設立愛心基金，使他的大愛精神發揚光大。為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還可以借鑒歐美等國家的經驗，在閆家的實際管理控制下，由專門的社會機構來運作，發揮最大的社會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