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學"身份能逆轉我們對遇難者的悲憫？

在舊金山機場著陸時發生事故的韓亞航空公司OZ214航班上，共有307人(291名乘客，16名機組人員)，其中包括141名中國公民。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82人受傷，重傷49人。兩名遇難者被初步證實是前往美國參加夏令營的浙江江山中學學生。（7月8日《新京報》）

豆蔻年華，如是青春。沒有人不為兩個中國孩子的不幸而扼腕嘆息，不管他們曾經是怎樣的孩子、不管他們來自怎樣的家庭、不管他們經歷過怎樣的命運——我們對他們的悼念、或者對其家庭的同情，這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悲憫，是人類情感中最本真的條件反射。但舊金山墜機事件似乎有了另一種聲音，8日的網絡上除了深挖各種事故前后的細節，最熱鬧的標題就是“2名中國女生赴美‘游學’遇空難身亡”、“遇難女生赴美‘游學’15天花費需3萬元”……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于是喧囂的民意似乎也跟著風向逆轉，由將心比心的嘆息，化為“原來如此”的了然。盡管沒有人好意思在傷口上撒一把“活該”的鹽，但起初的悲意似乎煙消云散，進而暗自揣測——“只有公務員和有錢人的孩子才去得起吧”、“據說這是去美國夏令營游玩的旅行，收費兩三萬，占一個普通老百姓平均全年不吃不喝工資的85%”……弦外之音，情緒自明。

在這種轉身的輿論解讀之中，所見所聞，不過是公共事件中的三種病癥：一是“誅心論”。以想象代替事實、以感覺代替邏輯。事實上，江山是衢州市下轄的一個縣級市，地處浙贛閩邊境，當地人多從事建材、養蜂經營，生活相對周邊來說較為富裕。就算一個普通人家，省吃儉用出兩三萬讓孩子去“游學”，也算不得什么小概率的事。那么，憑什么認定游學的都是官商子女？參差多態，世界本源。就算有的孩子的條件稍稍好些，豈是可以原罪的事？

二是固化身份標簽。退一萬步說，有錢人怎么了、官商子女又怎么了，那些口口聲聲要別人“理性、公平”的聲音，怎么在意外與不幸中，就非得要曲里拐彎地論證權錢者子女“死得應當”？標簽看人，已經鬧出了不少的笑話與怪談：弱勢者一定有理、財富者一定不堪、民意永恒正確……一事當前，不是分清真假厲害、而是扣帽子看人，模糊了是非的界限、混淆了規則的剛性。不妨以極端的例子來試想一下：天災人禍中，即便遇難者是貪官本人，我們是不是應該說“死得其所”？

三是以情緒遮蔽理性。我們無須崇拜絕對理性，就像現代經濟學也是以理性的不完美為邏輯起點一樣——但在有涉公共利益或公共價值的事件面前，起碼不應該在預設立場的輿論中隨波逐流。游學背后的問題固然是要反思的、“15天花費需3萬元”也確實吸引眼球，但這和我們對遇難孩子的悲憫，有多少關系呢？

這是一場悲慟的意外，就算罹難的不是中國人。我們不需要刻意的煽情，但也要警惕可疑的冷血。人性的悲憫，是一條沿著善良的岸堤順勢而走的河，澄清著沿路的風塵——它不一定給人帶來幸福，也不一定濟世，但一定有光，一定伴著感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會憤慨于韓主持人“萬幸是中國人死亡”的謬論。道理很簡單，在人性的天平上，自古對生死的敬畏，說到底都是為了捍衛我們自己活著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