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消費高折射新農村建設短板

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區2010年進行的百戶農民家庭抽樣調查顯示，2010年1月到10月，人均人情費支出達686．39元，與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03．28元，增長幅度為17．71％。（新華網2月20日）

不難看出，人情消費越來越大。原因有二：一者，人情送禮的名目增多了；二者，直系親屬、同事、鄰居，各色人物的人情價碼逐年升高，開支自然大了。

人情消費居高不下，善意地看，折射社會發展了，人們有錢辦喜事了，樂于辦喜事了。但同時折射社會關系比較庸俗，人情收禮泛濫，奢侈攀比成風。據2月16日《貴州都市報》報道，當地有人居然舉辦“母豬生仔宴”，借機收人情。

筆者認為，社會人情泛濫成災是精神文明的倒退。責任在誰？有社會責任，也有政府責任。而農村人情消費居高，則意味著鄉風文明建設不夠，政府和社會還需努力。

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達到“鄉風文明”，理當包括文明、節儉辦喜宴。因此，在新農村建設的語境下，農村人情泛濫，政府責無旁貸，從某種角度而言，可以說政府存在責任缺位。

或許有人提出，人情消費是社會倫理道德問題，公權力不宜出面干涉。此話不假。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對人情消費坐視不管、毫無作為。筆者認為，政府可以組織和引導村民進行自我管理，引導村民理性消費人情、移風易俗。而這種行為本身就是新農村建設的內容之一：管理民主。

而事實上，政府組織村民坐在一起討論喜事怎么辦，并就人情消費如何合情合理形成一種共識，然后以村規民約的形式體現出來，不僅不是濫用公權力，干涉村民自治，而且還是對村民的關心，是精神文明建設的職責所在。

當下，社會人情消費不堪重負，正是缺少一個基層政府組織村民自發討論人情消費、制定村規民約的典范。誰來吃這個螃蟹？公眾拭目以待。（王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