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控門”引發對國家邊界的思考

前不久，美國國家安全局代號為“棱鏡”的秘密項目被曝光，該項目要求電信巨頭威瑞森公司必須每天上交數百萬用戶的通話記錄。而過去6年間，美國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通過進入美國九大網絡巨頭的服務器，監控美國公民的電子郵件、聊天記錄等秘密資料。近日，揭秘者愛德華·斯諾頓再度爆料，稱美方長期以來監控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目標。

此揭秘無異于扔下重磅炸彈，整個美國輿論隨之嘩然。以美國之影響力而言，“監控門”事件甚至引起全球性的恐慌。美總統奧巴馬最近回應稱，“棱鏡”項目只針對外國，不會侵犯美公民隱私，歐盟和加拿大就此而表達了不滿——在這些盟友面前，美國突然置身難堪的道德境地。

毫無疑問，斯諾頓已是美國政府當前最大的“麻煩”。與其說他帶來的是爆料，不如說是一個讓世界都頭疼的問題：國家安全和個人隱私之間，乃至國家、個體之間，邊界該如何拿捏、平衡？

對斯諾頓的評價就是相當矛盾的，有人說他是國家公敵，有人說他是英雄。作為國家公敵，他泄露了國家機密資料，影響了美國對外形象、利益關系，甚至讓美國處理此事的涉外舉措都變得左右不是。作為英雄，他讓真相曝光，對保護公民隱私有利，而說得遠一點，他的揭秘之舉甚至有可能觸動相關的國家信息制度。復雜的評價，意味著復雜的權衡，歸根結底，美國、世界各國，從來沒有如此正面、直接、急迫地看待國家安全背后的邊界問題。

國家、個體間的邊界是常識，但從未有過一刀切的邊界，正是對邊界的具體拿捏、平衡，才衍生出各種具體的制度構建。在國家安全問題上，這一拿捏、平衡卻是無比困難的。以國家安全而言，政府要構建全面的信息監控系統，責無旁貸。信息監控，意味著個體信息、隱私的讓渡，同時卻也意味著被侵犯。與之相應，作為公民后盾、保護者的國家，一旦踩界，隨時可能轉變為侵犯者。國家安全涉及眾多國家機密，安全工作的本質手段，就是機密手段，但人們信息權利的讓渡，無法在機密中、在信息不對稱狀態完成。總之，這是一系列復雜的矛盾。國家安全到底該如何對待公民信息、隱私呢？“監控門”事件之后，這可能是世界各國都要正視、卻無法一次性解答的問題。

可以說，人類的政治思想史，近半的討論，都是在解決這一邊界問題。時代在變，政治情勢在變，這一問題也因時而異。當然，并不是要等待這一問題想清楚，國家行為才會正式開始，厘清邊界，往往伴生著侵犯，甚至保護、侵犯的定義都在改變。很多時候，人們在國家的庇護下，也在不斷爭取個人空間，國家組成形式、制度隨之變化、進化，歷史在螺旋上升中進步。所謂邊界，某種程度上，體現為國家、個體之間長久存在的角力過程。“監控門”事件正是暴露出：國家、個體之間的關系充滿張力，甚至可以說是緊張。

“監控門”事件足夠震撼，但國家對個人行為的監控，這不是什么新鮮事情。我們只是在一個足夠震撼的當口，重新面對了這一問題。這個問題需要拋出來，它值得探討，但沒辦法在一個概念框架內推導出結論。國家與個體的邊界遇到了一個新的問題環境，這可能是“監控門”事件呈現的最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