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來襲，我可不可以不捐錢？

不為地震捐款，孩子就拽著家長衣服不讓走，這是前日在豐臺區南四環某幼兒園門口發生的一幕。而在豐臺區另一所初中，老師拿本登記學生捐款數，很多學生跟風捐款超百元。多位家長表示，這些募捐變了味兒，覺得學校和老師強制孩子多捐款。（4月25日《新京報》）

逼著孩子回家找大人要“紅色的錢”，這自然是令人側目的個例。但環顧四周，逼捐索捐的事情，在雅安地震后，見識的還少嗎？一眾網友在調侃涼茶，“還是原來的災情，還是熟悉的1個億，全國地震捐款領先的紅罐涼茶……”成人世界里固然看不到“老師拿著小本子登記捐款的”傳奇，但短信勸捐、工資代捐、開會勸捐的強硬做派，似乎也不比拿本子登記的文雅。

此前，全國人大代表、中華慈善總會榮譽副會長周森在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時就表示，“每個人的工資，必須要有一筆錢進行慈善公益，就像現在納稅一樣，超過3500多少稅，超過5500多少稅，要按照法律的程序。”這話一石千浪，雖邏輯悖謬，卻也是很多決策者、很多制度設計的真實想法。但其實在捐款這件事上，中國人肯定是走在前頭的，尤其是大災大難的時候。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數據，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后，我國平均每戶家庭捐款額高達410元——以捐贈數額占家庭總資產比重來看，經濟條件越差的家庭，捐贈數額占總資產比重越高。今次雅安震災，截止4月22日，各界為災區捐款總額已達到7億（該數據尚不包括10萬元以下捐款）。

震災當前，怎樣的關懷與惦念都不為過。被集結的力量、被動員的物資，確實也是保障災區同胞共度難關的關鍵。但越是面對災難的時候，煽情與激憤越容易蒙蔽了理性的雙眼。在捐錢這件事上，有幾點取向是令人生疑的：一是司空見慣的道德脅迫，以捐款數額等價于愛心先后，處處是排名、時時見數字，誰手里捧的“0”越多，似乎越容易進入道德神龕被膜拜、被敬仰。甚至這樣“愛心”，有時會成為一種詭異的硬通貨，評優評先的時候、作奸犯科的時候，都可以牽出來溜溜。二是逾越底線的非人性鼓動。譬如近期以來，對“磨刀老人”捐硬幣、甚至對貧寒者捐低保的無限歌詠，取向是良善的，但這樣的感動與暖意，是令人心驚膽戰、良心難安的。困頓者對困頓者的救助，雖然落差大、戲劇感強，但它的示范效應卻是斷裂而可怕的——不僅容易遮蔽公共責任、違背了“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游戲規則，更在某種程度上綁架了亟待救助者的人生。正態的良善，絕不是靠硬幣支撐起來的。

面對災難，我可以不捐錢嗎？這并不是說我們要對悲傷與不幸無動于衷，而是明確一個基本道理：慈善是一種權利，而非被綁架的義務。只有尊重這種權利屬性，不捐錢、還有奉獻其他的救災要素；只有明確這種權利屬性，捐出去的每一分錢，才不至于成為大成本、小收益的慈善機制的殉葬品。我們規勸愛如潮涌，但這樣的規勸是有前提、有界限的——前提是有效的制度敬畏、得力的政府作為，界限是尊重不掏錢的自由、理解遲掏錢的權益。

真正懂得了慈善、敢于對不信任的捐款箱說不，愛心才不至于亂了章法，失了分寸。可持續的救援，不能不關注應急反應與地震損害的匹配問題。因為每個人兜里的錢，是個定額的數字，捐給最需要的地方、最需要的人，有度有序，下一場意外，才不至于無錢可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