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干部子女”全憑“市領導表過態”？

2010年7月，李宇鋒進入廣東興寧市民政局下屬事業單位——民間組織管理辦公室工作。然而，當地有人發現，李宇鋒的父親正是興寧市民政局副局長李思中。“興寧市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即凡是鄉鎮黨委書記和局一把手，均可向上級提出要求，解決一名子女的工作問題。”李思中說，這是市里主要領導表過態的，但是沒有發文。（4月14日《南方農村報》）

其實，成文也好，不成文也罷，權力擁有者在自我取利上總是不遺余力，百無禁忌，以致屢禁不止見怪不怪。比如汕尾市煙草專賣局的家族網絡，整個汕尾煙草系統與原局長陳文鑄有親戚關系的至少有22名職工。這些親戚中，有胞弟、堂弟、表弟、妻弟，還有弟媳的親叔叔等。

曝光的僅是少數，更多隱性的還在潛伏，這其實是世襲規則的公開化。比如溫州市龍灣區為解決干部子女就業，就發文明確規定，“高校在讀的副科級以上領導干部子女可列為這次報考對象”。當程序只為既得利益者設計時，其實就變相阻斷了其他階層的上升途徑。假若這樣的規定長期執行下去，其階層固化就會更加嚴重。

社會階層固化就會形成職業世襲化，官則恒官，商者恒商，已經演變得越來越嚴重。在“不成文規定”之下，一切利益都優先考慮權力階層自身。“優先解決干部子女的工作問題”，其實便是職業世襲化的制度設計，并以“拼爹”的形式公然存在，而這一切顯然是以突破“逢進必考”的制度底線為前提，是“程序圍繞結果轉”的敷衍與應付。剛性的人事規定變成了擺設，嚴肅的考錄程序變成了游戲，并因此成為最大的“隱性福利”，這是赤裸裸的“權力自肥”。由此導致底層向上的通道堵塞，社會公平的基礎被破壞，規則失范之下便是社會秩序的混亂。

30年來，國家轉型在繼續，但底層個體命運的轉型卻在逐漸陷入停頓。職業世襲化不是空穴來風的猜想，而是真切的現實，所謂的“富二代”、“窮二代”或“官二代”，實際就是這種身份屬性下的職業標簽。當階層日漸固化后，彼此難以形成交流和互通。于是，仇富、仇官與厭窮就同時存在。

更重要的是，利益壟斷和權力自肥之下，將會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并形成強大的改革阻力。使各種矛盾積累并致積重難返，改革和發展就會陷入停頓。要打破權力壟斷與營私，就必須從強化權力約束入手。實現權力運行透明化，打破既得占有格局，已經容不得回避和忽視了。長沙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