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會泛濫三個問題必須追問

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小組討論的第一天，著名演員濮存昕在散會后留下來接受了長時間的記者采訪。濮存昕直言，“我們有太多太多的晚會，太多太多的文藝用晚會的形式，什么事情都能辦個晚會，一個晚會用多少材料，搭個臺、噴塑、燈光，且不說幾百幾千萬的費用，產生的垃圾都不知道往哪堆。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這樣有這么多晚會。”(3月4日《信息時報》)

晚會是一種娛樂方式。當下而言，休閑社會遠未建成，到了公共假期，休閑的景區往往變成“災區”。公眾的休閑方式很多都寄托在電視機和去現場看晚會等形式上。對許多百姓而言，晚會再多也不嫌多。就拿前段時間各級電視臺所辦的“跨年晚會”、“小年晚會”、“春節晚會”和“元宵晚會”的數量來看，近乎整個臘月和正月，滿眼都是晚會。晚會的花銷，不是小數目。

濮存昕的提醒，非常具有現實意義。晚會的泛濫，至少有以下三個問題需要追問。

一是，辦晚會，是不是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晚會的泛濫，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娛樂了大眾，但如果到了成災的程度，可能會成為不折不扣的“視聽污染”。再者，晚會多了，質量難以保證。而晚會所需要的硬件軟件都需要準備，折騰來折騰去，晚會也就成了虛張聲勢的宣傳陣地。即便是企業贊助的晚會，也不能因為“不花白不花”而無視“消費過度”和“產能過剩”的情況。

二者，還要追問辦晚會的花銷來源。在許多地方，尤其是一些基層政府那里，由當地宣傳文化部門牽頭辦晚會，已經成為慣例。拉到贊助還好說，拉不到贊助，就可能變成了公款辦晚會。實際上，納稅人未必同意把自己的血汗錢變成一臺歌舞升平的晚會。晚會自然難以逃脫勞民傷財的詬病。

三是，晚會背后有多少“權力追星”?對于一些善于辦、喜歡辦晚會的地方而言，辦晚會可能還有另外一種理由——領導的追星行為。2010年，某地邀請央視某女主持人主持文藝晚會，在晚會上，當地領導當場“熊抱”女主持人，夸贊其“俊，白，美”，還追問對方“我是不是男人”。這樣的舉動不僅雷倒了央視主持人，而且把當地百姓和網友雷了個外焦里嫩。

相比于政府主導辦的晚會，政府更應該加大民生方面的保障力度，讓百姓自己去表現歌舞升平，自己去表達幸福，自己去實踐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