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督權力更需大刀闊斧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和社科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2013年《法治藍皮書》，其中一份報告稱：公職人員親屬依靠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經商辦企業，獲得稀缺資源，破壞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導致各種不公。然而，多數公職人員反對將親屬違規經營所得上繳國庫。

公職人員親屬從事營利行為，法律上并未一刀切地禁止，但限制條件不少，例如2010年出臺的《廉潔準則》規定：黨員干部不得為親屬經商提供便利；干部之間不得交叉提供便利；在管轄范圍、業務范圍內，近親不得從事與公共利益有沖突的經營，等等。但一直以來，由于監管措施乏力，法律權威不足，信息透明度不夠，導致各種限制規定效力缺失。在一般人看來，公職人員親屬經營活動，已成為隱性腐敗的溫床。

親屬經營問題如此，裸官的問題，親屬任職回避的問題，也多有類似。沒有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盯得住官員妻子兒女，卻不一定能盯得住財產來源、轉移路徑。規定官員親屬任職回避，如《公務員法》規定不得有上下級關系，同屬機關內不得擔任特殊職務，等等，但現實中呢？公職人員交叉安排親屬，相互委托和照顧，這類事情時有發生。

法規、文件頻出，中央三令五申，各種制度補丁一個接一個，乃是不得不如此。權力蔭蔽近親要限制，手段要強硬，人們當然樂見其成。但從常理發問，公職人員的行為，及其親屬的行為，能做出多么精確的區分呢？公職人員親屬的行為當然是限制、監督得還不夠，但這不是問題關鍵。當權力自身失去有效制約，導致權力四處衍生，利用職權便利的形式越來越隱而不顯。

權力衍生與泛化，監督的對象也就不得不泛化，需要防范的問題越來越多。盯著官員，盯著親屬，從直系到遠親，從職權到行業，從政府到市場，各個方面一起抓，各種手段都在用，有時卻還是如望風捉影，力有不逮。

看來，不從權力制約本身下大力氣，其他的一切或許就真成了“微改革”。監督公車，要設置一些特殊標識；監督采購，要講招標程序完善；監督突擊花錢，要討論預算編制如何修改……這些用處當然有，需要贊同并呼吁推進，但就怕這些手段成了全部，成為依賴。修修補補，都是改革，問題卻同時在繁殖，正如盯緊了官員親屬，權力能量仍不免繼續旁逸斜出，散向更復雜的關系網絡，能夠借其便利的又豈是親屬而已？

在這個意義上，更要強調頂層設計的作用。沒有大刀闊斧的改革，不從源頭上約束權力，我們就要被動跟著問題走。權力蔭蔽所及，監督范圍都要跟著拓展，“微改革”越來越多，作用越來越不明顯。根本上，這些附加、延伸、泛化的問題早該在源頭給堵住。如果說公職人員親屬從事營利要給予更嚴格、強硬監督，那么最有效的辦法，莫過于讓公職人員根本沒有能力蔭蔽其親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