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法在“執罰思維”下扭曲

“執罰思維”任何時候都有,尤其年關臨近更甚。2011年年關,河北保定雄縣一高姓老板廠里打工的一對外省籍農民工夫妻想回家,高老板主動開車送他們到某市火車站乘火車,被罰款1萬元；前不久,安徽阜陽劉杰從常州帶4名工友開車回安徽老家時,在南京江寧上坊附近被運管所稽查人員攔住,稱其為“非法營運”,要對其進行罰款。這種類似的事情屢屢上演,蓋因執法的權力并沒有“關進制度的籠子”；即便是有些貌似關進了制度籠子的權力,所謂的“籠子”也是不牢固的,難以阻攔權力猛獸,或者干脆籠子的鑰匙直接掌握在權力自己手中。

舉例來說,執法部門可以動輒對公民處罰數以萬計的罰款,理論上公民對處罰不服可以到法院進行訴訟,但囿于時間、精力、金錢等因素,公民較少能提起訴訟,為何執法部門要對公民進行大額處罰時就不需要申請法院批準,由法院對兩方進行聽證后再裁決呢?再比如,每到年關,執法就頻頻變身為“執罰”,但我們四處只見“執罰”的身影,卻不見紀檢監察機關對執法本身進行檢查的身影,對違規執法人員的鞭子往往也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將執法變成“執罰”的,不僅有運管部門,還有很多相關的權力部門,這就需要公民為他們打造一個制度的籠子,而不是權力為自己打造籠子——那樣,籠子會成為舒適的別墅。立法部門針對“執罰”頻現的現象,應當召開立法聽證會,多聽取民眾的意見,應當多吸納民眾參與立法過程,應當及時公布立法信息,讓制度的籠子由公民來親自量身定做。楊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