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霧霾，用行動讓人民看到生態文明希望

過去一段時間，霧霾天氣空降我國，在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處處都有它的身影。極端天氣與你我生命安全息息相關，理性認識這種極端天氣方能對其做出有效防御，當前一個問題不容回避，它涉及霧霾的形成機制：是百年一遇的自然災害，還是某種發展模式“沉淀”的結果？

早先北京市氣象臺發布北京氣象史上首個霾橙色預警，有氣象專家指出，城市污染物會加重霧霾程度，使污染越來越嚴重。污染物對此次極端天氣產生直接影響，事實上，這不僅是學界的立場，它在災害的重要責任主體煉油企業那也得到了認可。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昨日在京即表示，煉油企業是霧霾天氣直接責任者之一。

然而，一場影響全國乃至鄰國的極端天氣，它的責任重負顯然不能只是歸咎于這家大型國企。更應該看到的是，中石化這類企業在當前中國經濟格局中有著重要地位，它們所維系的產業結構，早就為極端天氣埋下了隱患。

經歷了工業革命的西方國家或許更能看清這場天氣災害的形成機制。美國《財富》雜志對此評論稱，對中國而言，肆虐百萬平方公里國土的危險霧霾不僅是幾記警鐘，更像是對中國高能耗增長模式的“死刑宣判”。針對霧霾天氣的嚴重影響，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要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和布局調整，推進節能減排，建設生態文明。

如此看來，今天我們看待這場“突如其來”的極端天氣，或應有更長遠的眼光。在過去一個多月時間里，有關霧霾天氣應對的細枝末節都受到討論。類似“厚德載霧，自強不吸”這種娛樂化解讀自不必說，嚴肅的批評將視角投向政府的應對：預警體系滯后，“領導批示”左右甚至決定應對工作，都受到批評，而有關法制的跟進，不同主體的責任分配，亦成為重要議題。這些討論有所裨益，但若要從此次極端天氣中吸取教訓，以此為契機展開反思，甚至將其視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分水嶺，各界發表意見時，有必要圍繞發展模式多一些思考。

新中國成立后，農業反哺工業，奠定了工業發展的基礎，也為此后中國經濟的發展確立了模式。近30年經濟的持續發展，既是人口紅利的結果，也是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經濟模式為支撐，它對土地對能源的依賴超過了任何時候，所經歷的正是第二次工業革命西方國家走過的路。時過境遷，中國社會的此次嬗變給人以超越西方的幻象，暫不論超越的前景，它所帶來的負面后果顯而易見，政府部門的“唯GDP主義”，社會的“唯物質主義”正在我們周圍扎根，并因此引發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擔憂。

不僅經濟結構的“高碳”模式值得警惕，由此帶來的生活方式的改變也極為明顯。一方面是，貧富分化問題尚未解決，另一方面是，宏觀經濟發展受惠的社會階層，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構筑了具有濃厚后現代特征的社會圖景。高能耗的生活方式和高能耗經濟結構并存。奢侈浪費之風益甚，跟隨消費時尚的“新窮人”階層在崛起。私家車日漸普及，高排量汽車頗受消費者歡迎，并被部分人視為成功的象征；與之相對，低碳理念漸成生活時尚，而落實至微觀層面尚面臨困難，公共交通雖發展迅速，但其服務能力以及政府的支持力度尚待提升。

在此背景下，呼吁建設生態文明的緊迫性可見一斑。事實上，這在諸多重要性文件中都有所體現。十六大報告在闡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提出建設“兩型社會”，將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十七大，“生態文明”首次寫入黨代會報告，提出“要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剛過去的十八大，生態文明更是在報告中獨立成篇，并提出“建設美麗中國”。

如此看來，生態文明在頂層設計中已占據重要位置。陰霾天氣肆虐全國的今天，我們更應思考如何推動生態文明，在推進產業結構和布局調整，工業節能減排，低碳生活理念落實等諸方面，政府和個人都應各司其職，借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話說便是，要用行動讓人民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