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遭遇持續數天的霧霾天氣,“北京咳”成了人們熱議的話題。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呼吸內科主任醫師稱引發咳嗽原因很多,在沒有證據之前不能稱“北京咳”,這個詞是對北京的極度侮辱(1月21日央視)。 何權瀛主任醫師是醫學專家,診斷患者疾病無疑是權威,但對于社會事件的反應和評價,就不一定有為患者把脈搏、開處方那么精準了。“極度侮辱”或許是一時的激憤之詞,不必為此大做文章,但也不能排除何主任對“北京咳”有認知偏差。 “北京咳”的叫法,已經在外國人中間流傳了十余年。2013年1月初,“北京咳”竟被外國人白紙黑字地印入了旅游指南。是不是“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或是“中國威脅論”的翻版?再或是“唱衰中國、阻止我經濟發展與民族復興”?筆者認為,并非所有的問題都是政治因素第一。“北京咳”很可能是偶爾來北京者的真實感受,及其對簡單事實的簡單描述。中國是經濟高速發展中的國家,這是事實,幾十年來的高投入、低產出、高耗能、重污染的粗獷發展模式是事實,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比較嚴重也是事實,沙塵暴、霧霾天氣多有光顧北京還是事實。難道PM2.5指數超標、霧霾嚴重會引起咳嗽就不是事實? 固然如何權瀛主任所說,引發咳嗽的原因很多,包括抽煙、暴飲暴食等不良生活習慣、氣候原因和空氣污染等等,不能簡單地下定論。“在沒有找到明確的證據之前,不能說什么‘北京咳’”,但是引起咳嗽,怎么會與霧霾天氣和PM2.5指數超標毫無干系呢?既然原因很多,或是綜合性的,然而原因中怎么就不會包含霧霾天氣和PM2.5指數超標呢?因此,“這詞兒是對北京的極度侮辱!”這個判斷從何而來呢?又將如何令人信服呢?筆者寫這些文字時正咳嗽著。筆者所在辦公室在一座全封閉的大樓里,透光窗戶很多,但沒一扇能夠打開;通風系統似乎在內循環,樓里的空氣之污濁且閉塞不必多言;因此一進大樓就咳嗽甚至頭暈,出了大樓就停止咳嗽也神清氣爽,盡管外面的空氣也不敢恭維。但愿單位領導不要說我這是對辦公大樓的“極度侮辱”。 也沒聞知熱愛倫敦的人士說過,狄更斯寫《霧都孤兒》是對倫敦的“極度侮辱”。恰恰相反,倫敦發生“煙霧事件”后,英國人開始反思空氣污染,1956年頒布世界上第一部空氣污染防治法案,規定倫敦城內電廠必須關閉,針對廢氣排放制訂明確的處罰措施,并抑制私家車數量,減少空氣中的煙塵和顆粒物,到1975年,倫敦每年霧日便減少到15天。同樣為解決空氣污染問題,德國用了30多年,日本用了20多年。所以,與其說“北京咳”是對北京的極度侮辱,不如說是現代工業的發展模式對北京的侮辱,是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對大自然的侮辱。而最終的結果,受損害的不僅是偶爾來到的老外,更多受損害的是北京人、中國人。 解決“北京咳”至少有這樣幾件事可以做:提倡多穿冬衣,降低冬天供暖標準,減少供暖天數,由此大幅度減少煤炭燃燒;大力補貼公共交通,為公共交通提供專用通道,降低公交和地鐵票價,吸引更多的民眾乘坐公交和地鐵;提高燃油標準,減少機動車尾氣污染;大力限制公車使用,大力減少空車行駛,鼓勵出租車拼車,讓乘客和出租車司機同時得益;機動車費改稅,并入油價,多燒油,多交稅,鼓勵民眾盡量少用轎車出門;鼓勵市民種花養花,城區多栽樹。至于改變工業現代化發展模式、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加強產業升級、減少碳排放、加強污染處理,就不言而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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