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漢奸有理”是對文明的背離

1月13日下午17時，作家李承鵬在北京中關村圖書大廈進行新書簽售活動時，遭到一名購書群眾掌摑，該男子在打人后還“邊跑邊罵李是漢奸”。打人者隨后被警方帶回審查，據其自稱“因反感作者所著新書內容，遂借簽名之機動手”。（1月14日《新京報》）

一次簽售活動，將潛伏在當下社會和諧表面下的浮躁、暴戾，原原本本地呈現了出來。對于襲擊者的“漢奸說”，筆者難以認同，對其打人行為，筆者更表示強烈的憤慨和譴責。

這些年，知識名人遭襲擊、被毆打的事件不在少數。觀察那些打人者的“行動軌跡”，往往都是先在網絡空間里進行言語交鋒，無果、無效或者敗下陣來后，轉而使用謾罵、威脅等“語言暴力”，但結果大多也不理想。于是心有不甘的他們在“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上”意念的支配下，進一步升級對抗烈度，將“語言暴力”變為“行動暴力”。無論是李承鵬被打，還是前些年的閻崇年被掌摑事件，情況大抵如此。

對此，以往有種觀點認為，這些沖突的發生是話語權不對等的結果。從個案來看，似乎確實如此，可放大到全社會，就各種觀點、立場人群的整體而論，又明顯不是那么回事。事實上，今天的社會，無論你持何種觀點，自由的還是保守的、左的還是右的，總能找到代表己方觀點、立場的知識名人。但為什么李承鵬們能“火”，其言說能得到多數讀者、受眾的認同，能在各階層中廣收擁躉，而另一些人的觀點卻難有市場，甚至常常引起公憤，被輿論嗤之以鼻，不屑與其為伍？

眾所周知，與市場經濟下企業、產品的優勝劣汰一樣，“言論的自由市場”同樣具有去蕪存菁的功能。思想自由碰撞的結果，不是所有觀點等量并存、和諧相處，而是逆歷史潮流的逐步被淘汰、驅逐出言論場，而符合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日漸為人們所接受并發揚光大。這時候，即使你硬性給他人扣上“漢奸”的帽子，甚至暴力相向也無濟于事，相反只會暴露出言說者的不自信。

更何況，“漢奸”一說是可以隨便亂扣的帽子嗎？根據字典解釋，“漢奸”意指投靠侵略者通敵賣國，或者引誘異族侵略中國之人。可見，“漢奸”屬于行為犯，而且是一旦罪證成立將適用“叛國罪”的重罪。但現在，李承鵬不僅活躍在言論場，而且出席各種公眾活動、簽名售書，這就表明有關部門并沒有發現他叛國的證據。既然如此，誰有權力給他扣上“漢奸”的污名呢？

因此，站在文明的立場上，無論你是否“反感作者所著新書內容”，面對暴力和名不副實的“漢奸說”，都應該毫不猶豫地站出來對施害者進行譴責，而不是像網上有些人那樣立場先行、黨同伐異，一口一個“打漢奸有理”，極盡譏諷嘲笑之能事——這并非什么多高的要求，只是為了守住“文明的底線”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