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公民能夠“站著”維權

圍觀“跪攔”事件，需深入到更廣泛的基層治理實踐當中，找到利益博弈和救濟機制的失靈原因，以確立起普遍常態化的利益疏導與權利救助體系，讓權利人能夠始終“站著”維權。

就在云南農民跪訪事件尚未淡出公共視線，媒體又報道出陜西旬陽4人跪攔人大代表視察車隊被拘事件。旬陽縣回應稱，縣政府法制辦將對這一行政處罰予以復核。

從跪訪到跪攔，這些常在古裝劇中看到的鳴冤場景，相繼發生真實的現代版。對大眾而言，跪著尋求權利救濟本已難以接受，弱者維權的悲愴與苦楚，迎來的卻是公權的執法打擊，網民難免對此抱有成見和質疑。

在“跪攔”事件中，公安機關的處罰是否合法合理，確是我們觀察的直接視角，因為這是激起輿情不滿的直接原因。就處罰而言，警方稱4人“強行臥睡在代表視察車隊前”長達20分鐘，如果情況屬實造成了“惡劣影響”，公安機關的處罰或許并不存在違法性。但值得反思的是，類似事件的本質，是讓人看到利益訴求再一次突破制度渠道，而以一種非正常化的方式呈現出來。這種非正常化的行為，也在拷問著執法的正當性。

由此我們就進入到第二個觀察視角，由“受罰”轉移到“跪攔”上來，追問平時的利益配置和補償機制是否公平合理。這起事件中，需搞清楚的是：當地政府征用耕地是否合法？農戶緣何拒領補償款？權利人的訴求究竟是否符合政策？兩起跪著維權的事件都是由于征地引發。前不久，國務院提出今年將出臺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目的就是確立農村征地補償的公平機制。雖說現實中也有“坐地起價”的所謂“刁民”現象，但只有補償公平，才能在普遍意義上避免類似跪著維權事情的發生。即便個別權利人的訴求不合理，也不能置之不理或采取蠻橫的強制手段。因此，我們不僅期待調查能夠如當地所言“本著依法、客觀、理性、包容的原則”，更希望平時對待權利人的訴求能夠采取同樣的原則妥善處理，否則個案的良好結局也只會慫恿更多的人選擇非正常渠道尋求救濟。　

觀察“跪攔”的第三個視角是，民眾對人大代表抱有充分的期待與信任，但也隱含著二者之間的溝通渠道不充分。如果民眾的訴求能夠及時反映到人大代表那里，如果人大代表作為監督者能夠及時介入，那么事件不會演變至此。不僅如此，諸如行政系統內部的救濟機制、國家統一提供的司法渠道，都未能有效地將其利益糾紛吸納至正常路徑中，如何為農村公民提供便捷、公正且值得信賴的救濟渠道，值得反思。

不難看出，圍觀“跪攔”事件，不是簡單地對公安機關的處罰進行評價，而需深入到更廣泛的基層治理實踐當中，找到利益博弈和救濟機制的失靈原因。從文化、制度、措施諸多方面進行彌補，以確立起普遍常態化的利益疏導與權利救助體系，讓權利人能夠始終“站著”維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