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恐”是因為社會規則的不清晰

于長江：這有些高了。現在絕大多數人的工資達不到這個水平，不管是一線城市還是二線城市。對于絕大多數人，“惶恐”還是個主觀指標，它不是非常客觀，指的是最基本的安全感問題。所以從常識來看，九千塊錢才不惶恐肯定是高了一點。

每個人對安全感的定位不一樣，這里有一個預期。我們不得不否認，現在社會一方面在不斷培養人們的成就感和成功的愿望，鼓勵大家努力去做；但另一方面如果改變不了，或者實在差得太遠，會產生惶恐不安全感。現在社會不能讓大家都不努力，回到小國寡民的生活狀態，大家基本溫飽就夠了，那樣社會也不會往前發展，這是一個悖論。

現在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賺錢養家的主流人群已經從70后挪到了80后，80后非常大的現象是421家庭密集出現，兩個人面對五口人的格局怎么不惶恐？

于長江：這是最大的問題。過去這些年的發展，雖然GDP提高了很多，但在制度設計上，越來越把個人的社會保障、養老、醫療、教育等，變成個人負擔的事，所以社會的很多責任都推給了個人，加重了自己的負擔。實際上，我們本可以設計的更好，使社會保障由社會來負擔，但我們的制度滯后；另外，這不光是錢的問題，現在社會缺乏一個清晰、明確的游戲規則，在很多事情上大家感覺很茫然。如遇到一個小事，我們很多規則不清晰，在執行中有各種問題，所以人們要動用全部幾乎的社會資源來應付，各方面條件好的人，可以動用更多資源，而一般老百姓就感覺到非常茫然。

其實一個健全保障的體系，以及一個真正公平、公正、公開的全社會的價值體系，對于大家心中的安全感來說才是至關重要的。昨天，醞釀八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終于有了時間表，雖然經歷了各種利益爭斗，終于有了推進，業內人士透露，預計將會在12月份出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是否能改變社會貧富差距過大，普遍存在惶恐感、焦慮感的社會現象？

于文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這種狀況，但不能指望這項改革解決這個問題。這背后最主要的還是游戲規則的問題，而不是簡單漲一點工資，或在市場上做一些調整，更多的是我能不能得到相應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