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診治要回歸醫學軌道

昨天上午，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精神衛生法，該法將于2013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精神衛生法的制定歷時27年，過程之漫長足見立法的難度與審慎。自去年6月草案對外公布以來，經過三次審議，最終明確精神病人住院治療施行自愿原則，并將精神障礙患者的人格尊嚴、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等規定明文入法。外界普遍認為，相關規定可減少“被精神病”的發生。

一直以來，各界對于精神衛生法的出臺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尤其是近年來，外界對此項立法的關注度持續提高。這或許與處在兩種極端的社會背景有關。一方面，精神障礙患者制造的不幸事件不時見諸報端；另一方面，一些人因為莫名其妙的原因陷入“被精神病”的境地。立法的迫切性可見一斑。

作為立法核心問題，強行收治之爭是立法緩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實際上，直到此前的第三次審議，立法機構內外關注的焦點依然集中在“非自愿住院”上。也就是說，相較于精神病治療本身，會否“被精神病”更受到重視。問題在于，真實的精神疾病患者所具有的危險性同樣客觀存在，一味站在自愿原則的一邊，有沒有可能對實際危險不能有效規避和防范？

應當說，對精神疾病界定、診斷、治療的謹慎，是出于將精神疾病患者作為一個平等而有尊嚴主體的正視對待，某種程度上，它是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體現。反觀其他國家的精神疾病認知、立法演進，都有類似的漸進過程，不過，這個過程以醫學問題為主導。然而，國內在精神病治療相關立法上的敏感，恐怕不僅指向醫學問題，很多時候，像“被精神病”等其他方面的問題更讓人憂心。

我們認為，精神疾病治療問題，首先要回歸醫學。客觀地說，精神衛生法在這個方面做出了努力，并實際體現于具體文本，但一些問題仍有進一步關注的必要。

比如該法規定了醫療機構應當對患者實施住院治療的兩類情形。一是已經發生傷害自身的行為，或者有傷害自身的危險的；二是已經發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的。“已經發生傷害自身的行為”、“已經發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為”屬于事實判斷，“有傷害自身的危險”、“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則屬于主觀判斷，情況并不一樣。法律就要開始施行，文本具有權威性，但在實際過程中，什么樣的行為才會被診斷為“有危險”，恐怕也是個問題。

盡管條款列明鑒定權交由醫療機構，但由于沒有對應的責任追究機制——比如監護人的責任、醫療機構及醫生的責任、權力部門和權力個體的責任，精神衛生問題仍然可能游走于醫學與懲治之間。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一部精神衛生法，但也需要其他法律得到規范有效的執行。如果權力還是能夠輕易讓人“被精神病”，如果醫療機構還是有可能配合權力的不當行為，靠精神衛生法就不夠。

還要注意的一種情況則是作為脫罪渠道的精神病認定。這種情況在西方國家大量存在。為了防止冒充精神病，一些國家將強制住院治病定為不承擔刑責的先決條件，這些問題也應引起重視。